陳坤耀：積極不干預政策被誤解多年

研究一個城市的興衰，向來有趣，亦容易教人着迷，研究亞洲四小龍的陳坤耀正是這個範疇的權威。香港過往有什麼成功因素，這些因素是否已經消失殆盡？大家都渴求得到答案。曾在港英年代擔任過兩局議員的著名經濟學者陳坤耀教授，帶我們回顧並展望香港過去及未來的經濟發展軌跡，並檢視政府官員和商界奉為圭臬的「積極不干預政策」。

談及香港的成功模式，陳坤耀概括地說：「中國帶來的機會，配合外界環境。」但近年香港競爭力不斷下跌，似乎有隱憂，香港未來可以靠複製過去的成功模式，再創高峰嗎？

30多年來，陳坤耀不斷提倡一個說法：把70年代財政司司長夏鼎基提倡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翻譯作「積極不干預」是大錯特錯。他指出：「港英年代的經濟哲學一向是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預（maximum support，minimum intervention），即使是港英年代的財政司郭伯偉也不是提倡完全放任的政策。」但政府、傳媒、社會大眾翻譯為積極不干預，意思成為了「積極地」不干預，但這是翻譯的錯誤，應該是「積極性」的不干預，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一個錯誤，誤導政府官員及市民多年，實在令人咋舌，翻譯講求「信、達、雅」，重要性可見一斑。

按陳坤耀的理解，積極不干預意味基本上是要干預的；若不干預，必須要有正面而積極性的效果，結果現在演變成努力地去不干預，意思相去甚遠，也影響大眾對政府政策思維的看法。如此說法，當然有違「大眾常識」，但原來陳坤耀並非第一人，在牛津大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由當時兩位港大學者David G. Lethbridge和Ng Sek Hong編輯的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中，有夏鼎基寫的一篇序言，當中解釋了「積極性不干預」的原本含意。該書首篇的“The Economic Setting”由陳坤耀撰寫。

為了證明這個翻譯的錯誤，陳坤耀提出一個政治觀點：「宗主國對殖民地的經濟不會放任不管，畢竟不可為祖國帶來負累。」政治經濟密不可分，正是體現於此。在將來日子，未知這個詞彙可否重新翻譯，表達到原來的意思？為什麼「積極不干預政策」遭到誤解了這麽久？陳坤耀說，政府根本不知道正確的理解，這個誤會是由上而下的。「我已指正了很多年，但官員似乎聽不到。第一次公開講得最多的是十年前的2007年，在我的講座（編按：即由一群70年代早期的港大舊生發起舉辦的『陳坤耀傑出學人講座』）的首講就解釋了積極不干預政策的真正含意。」

《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曾出版《翻轉白吃的午餐：台灣從小龍年代到溫水青蛙的警示》，希望解決台灣如何重返小龍年代的榮景這個問題，陳坤耀在英國牛津大學學成歸來後，在香港不同機構擔任要職，見證香港的變化，百般滋味在心頭，他認為香港在三個政策做得不足，以致現在社會問題叢生。

三方政策不足

第一，科技政策。

陳坤耀指出，香港科技大學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但經歷時代演變，現在最強的是商業院，香港究竟發生什麼事？他認為，香港未來仍然可以發展科技產業，「以前講求基礎研究，現時寫apps（應用程式）卻不同，以往需要土地、稅務優惠，現在初創企業可能只要幾個人、幾張枱就可以，需要的反而是生態環境。」兩種科技發展成本有差異，但初創企業（startups）的成功率不高，而失敗後如何「安置」這批創業者卻成關鍵。「八成的創業者會失敗，但在內地的企業就會吸收這批失敗者，例如中興、華為、騰迅，讓他們工作幾年後再創業，兩次、三次、四次，成功的機會自然會增加，但在香港似乎不容許多於一次的失敗。」陳坤耀慨嘆地說。

第二，土地房屋政策。

「土地是不是稀有資源呢？」他問記者，之後馬上解答：「其實可以透過填海、移山等方法去增加土地，問題是之後的經濟得益可否證明這些舉動是正當的。」他說，早年的殖民地政府主要依靠賣地來增加收入，其目標未必完全從經濟發展着眼。特區政府也多少繼承了這套理財哲學。房屋問題導致年輕人的士氣受到很大打擊。當年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沒有問題，普遍的人偏激、無知，才會有反對的想法，但其實方向是正確的。

第三，教育政策。

這位嶺南大學前校長認為，教育政策必須與時並進，現在受過時理論影響，認為教育水平影響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但這是舊理論，不合時宜。現在講求的是領袖力（leadership）、創造力（creativity）。政治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曾提出破壞性創造，香港由當初專注中學轉化現在重視大專教育的發展。以前的中學教育相當嚴謹，很多人中學讀得好已經有一定的思考、辦事能力。「例如前特首曾蔭權中七畢業，已可勝任行政主任（Executive Officer）的工作，各方面的能力也很好。」後來中學分作不同等級（banding），中學生準備很少，尚未well-prepared就去到大學，結果大學生在就業市場有挫敗。

2001年，時任特首董建華與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會面後，認為香港該有某種形式的大學，結果提出「全面開放大學」，時任嶺南大學校長的陳坤耀更為此與時任中文大學校長李國章隔空筆戰駁火，形容此舉為「大躍進」，「校園大煉鋼」。翻查記錄，當年的施政報告〈高等教育篇章〉中，董建華提到「我們必須急起直追，目標是在十年內，讓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百分之六十。屆時，香港的專上教育學位數目將增加約28,000個，總數達55,000個左右。」

多年來，陳坤耀目標是想雙翼齊飛，即是既有工業，同時亦有博雅教育（liberal arts），雖然他老早就有這個概念，但香港政府卻一直未有推行，最後被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捷足先登。2012年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與美國頂尖大學耶魯大學創立「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 Yale-N.U.S College），開宗明義表示要培育文理通才，重通識和批判思維。「遺憾的是，現時香港的官員尚未知教育失敗在哪裏。」陳坤耀嘆息。

突破靠長官意志

既然在三方面均有不足，落後於人，在未來日子可以如何突破？「我希望新的財政司司長、新教育局局長要多有突破。」陳坤耀認為政策要由上而下推行，他以自己主管消委會的經歷（他在1991年10月至1997年10月期間消費者委員會主席）作經驗分享，他當時想推行競爭政策，後來一直不成功，直至彭定康成為港督後，事情才有點眉目。「這反映政策的推行，多少要有點長官意志。」陳坤耀總結道。

本文為陳坤耀訪問摘錄，全文請參閱《紫荊40》。

新書簡介

工商管理研究社乃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屬下一個專業團體，自1976年成立以來，積極為本港企業家及管理人士提供溝通平台，促進香港企業家間的經驗與心得交流，從而提高本港企業管治水平。工商管理研究社已經在去年渡過40歲，因此本社特別製作一本專集，内容主要是本社的前主席親自分享個人的經歷以及香港工商業的成長故事。同時，有多位社會賢達也參與分享，共同祝賀本社成功跨越40年。

陳坤耀簡介

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主席、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傑出院士、深圳市前海創新研究院前院長。英國牛津大學博士、香港大學文學士及社會科學碩士。香港大學、公開大學、英國Plymouth University榮譽博士。早年任教於香港大學經濟系。1979-1995年出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被任命為講座教授。1991-1992 年為委任立法局議員，1992-1997年任行政局議員。1995-2007年任嶺南大學校長，將嶺南打造成獨特的博雅大學。學術上是研究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系的先行者。任消費者委員會主席時，率先在香港推廣競爭政策。獲英帝國司令勳章、香港特區政府金紫荊星章，亦是太平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