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坤耀：影響香港經濟發展的三個關鍵詞

承上一專訪文章，陳坤耀教授繼續剖析香港經濟問題，並提出與香港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三個關鍵詞。

陳：我認為現在的問題都不是直接有關政府的問題，而是憲制上的問題。我們有民主自由，可是特首以及他的班子不可以有政黨背景，每一次都在特首當選後，才可尋找為他效命的高級官員；而另一方面，在立法會的反對派不會有執政的機會，所以他們唯一的功能就是在議會內提出異議。你可能會認為反對派在「搞事」，可是這在經濟學上是合理的，因為在給予一個遊戲規則後，持份者就會設法增加自己在規則內可以獲取的利益。而在當前的制度下，反對派最能獲得利益的方法，就是不停的提出異議。這與他們是否一個好議員沒有關係，而是在經濟學的角度上，是制度令他們傾向有這種行為和宗旨，且不會理性地討論問題，因為他們畢竟完全不用考慮執政方面的事宜。

然而，如反對黨有一天可以掌政（就如台灣一樣會出現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朝野輪替），他們就要對政策討論有更周全的考慮。以全民退休保障為例，有了政黨輪替，反對黨就要同時考慮錢從何來的問題，否則不成熟的建議，將有機會為未來的自己製造執政困局。

所以，香港經濟的問題就是受制於憲制困局，這使政府（不論誰掌政）難以實行有效的管治。這是因應政治環境衍生出來的行為模式——反對黨唯一有效的功能，就是阻礙政府施政。

憲制困局如何打破？由於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特區的身份，所以就要看中央的意願，希望中央可以重新審視香港的憲政制度，在民主選舉之外加入一些其他元素，糾正民主自由與憲制之間現存的錯配情況。欠缺政黨政治，特首規定要無黨派背景，會令整個管治的效率降低，更遑論長遠政策的制訂及執行了。在有政黨輪替的時候，無論是在野黨或是執政黨，就有需要確保自己倡議的政策可以行之有效，並有能力在將來予以應用。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有更多經濟政策選項。市民亦可根據政黨的政策綱領進行理性討論。今日香港政黨都有經濟政策，但更多的是空口說白話，實行起來的成效成疑。

這是我們當前要面對的難題，亦不能因為敏感而不處理。

陳：中國因素不是普通人說得那樣片面。在我之前提出的大框架下，由四小龍走到大國經濟的模式轉變中，香港已失去了自己以往擁有的優勢，所以背靠中國是必須的，這不是政治的問題，而是現實的問題。在當前大環境下，我們需要一塊腹地，而中國就可以使我們有四小龍其他成員沒有的優勢。無論是融合也好，協同也好，在整體發展之中，中國是我們最有利的因素，是我們不能不好好掌握的一個資源。所以在經濟立場，由整個大氣候的經濟模式去看，香港不能成為金磚五國，所以就有必要結合中國的資源。然而，由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特別的地位讓我們在如法律、經濟制度等層面有體制上的優勢。所以香港其實有一個很難得的位置，既可以有中國作為背後的支持，又有好的制度維持體系健全運作。香港還有其他優勢，包括一支高效公務員團隊，以及擁有大量法律及不同專業的人才等等。

在經濟層面來看，我完全同意香港與中國結合，這是經濟發展模式層面而言應該做的事，而這對香港亦非常有利。問題就是在合作中會有競爭，就算在中國國內，如在深圳、上海之間，也有競爭出現。如果要在合作及競爭（co-opetition）之間獲得一個最佳的平衡，香港是不能用政治及其他原因迴避這個議題。尤其是香港現在向現代服務行業靠攏，如有人想要開展新業務，人民幣國際化就會擔演重要角色，而香港亦可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獲得益處。

我們同時亦需要看看深圳。深圳現在亦已踏上第二波及第三波經濟發展模式，同樣以發展金融服務為主。那香港可以怎樣與深圳結合呢？競爭肯定是有的，但我們是否坐視讓深圳取代香港？還是要趁着我們仍有優勢的時候，與深圳建立起互補的關係？以前海為例，表面上它好像是要代替香港，但其實它也可以輔助香港，這些機會我們都應該好好把握。

陳：香港面對的另一個大問題就是地緣政治及地緣經濟。香港在地緣經濟方面一直做得不夠。當然，香港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不能參與一些地區性的經濟組織。事實上，東南亞現有的經濟合作組織數量十分多，如香港可以利用這些平台，建立不同自由貿易協定，對經濟發展將有莫大幫助。其實東亞增長的模式，就是整個東亞／東南亞地區一同增長，而在增長過後，這些國家又會進行境外投資，並將工業及技術輸出至其他國家。東亞國家同步增長的獨有現象，為亞洲的冒起帶來了機遇。

此外，香港亦要面對地緣政治的問題。隨着中國的崛起，西方開始在不同層面與中國角力，我會稱這種角力為「暖戰」（Warm War）。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政治實力正密謀重返亞洲，而香港就是一個最好的地方去進行這種「暖戰」。在冷戰時期，香港曾是間諜集中地，而現在的「暖戰」中，亦有各式各樣的爭鬥不停在香港發生。這些大問題現在很少年輕人會察覺到，而且輿論亦愈來愈少分析環球的大形勢。我們現在更需要宏觀的思維，而這正是博雅教育可以提供的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