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曼德拉啟發佔領中環

編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於2014年9月28日發動佔領運動，2019年4月9日判刑。陳健民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本社分享陳健民他在2018年11月14日，香港中文大學最後一課（思托邦第14講）的內容，將分四篇刊出，本篇為第三篇。

民運策略的啟蒙──曼德拉的靈活與胸襟

從爭取普選的策略而言，曼德拉對我有很深影響，他亦是一位我很尊敬，覺得很偉大的政治人物。曼德拉的傳記 Long Walk to Freedom 陪伴我很長時間，每晚讀一點，甚至捨不得讀完這本書，因為一直在曼德拉身上學到很多。

他爭取民主經歷過很多不同階段，首先是公民抗命，他一開始便策劃公民抗命，為什麼同一個國家內，黑人去白人區要帶護照？把護照燒了，犯法就犯法，拘捕我吧！他公民抗命，但最終發現公民抗命沒有成效，很「左膠」，無功而還。特別是因為發生了大屠殺事件，那些被屠殺，中槍的人，都是後背中槍，表示他們正在逃走，正在離開，婦孺同樣被開槍射殺，所以不要再講和平手段，開始勇武抗爭。

曼德拉學習遊擊隊知識，製造炸彈，炸毀政府設施等等；他因勇武抗爭而被捕，入獄20多年，外面的戰友繼續抗爭。當曼德拉坐牢20多年後，他發覺我們不能消滅政府，政府也未能消滅我們，整個社會非常虛耗，是否可以嘗試另一個方式？曼德拉嘗試第三種手段：對話。

曼德拉一個人寫信給政府提出對話，當時他很小心，因為他的同伴也不贊成，所以他趁自己單獨囚禁的時候寫了一封信。他當時的想法就是：我要嘗試可否打開這條路，如果最終這條路走不通，失敗的話，我的同伴可以怪責我，說我監禁時間太長，發瘋了。他為自己的同伴設想，想好對策攻擊自己，鋪墊後路。

曼德拉說，沒錯，我們作為領袖，必須有時走在群眾前面，自信地引領一個正確方向，他有詳細的考量，最後成功打開對話之門，成功將南非用一個和平方法民主化，但如果他沒有經歷過之前的公民抗命，甚至沒有經歷過勇武抗爭，你猜想他在談判時，有沒有道德力量，不受人質疑？如果沒有試過坐牢，誰人有道德力量？黃浩銘，你入獄次數最多，將來靠你了。（眾笑）

一切需要時間，不能說因為曼德拉以對話成功，所以我們只能用對話才能解決問題，有時候需要經歷一個過程，特別包括白人政權也開始覺得很疲倦，社會付出了很大的管治代價，才醒悟過來，最後大家願意坐下。

若你問我，我最希望見到他朝中國和香港，循此路向民主化，就是進行對話。我連中聯辦也走進去，因為我覺得只要有對話機會，我也願意對話。直至 2012 年，我才覺得對話之路已走到盡頭，我私下每個月接待很多從北京來的所謂「中間人」，一些朋友在場，也知道我如何會晤，中聯辦組團去跟北京的智囊開會，我是團長，我與中聯辦關係可以如此緊密，我可以走進去他們當中，那算什麼？

到2012年底，在我的認知上，知道中央政府不會給我們「真普選」；我覺得一定要想辦法，但想不到，又覺得如果什麼都不做，機會是零，只會有一群憤怒的年輕人與政府大對決，魚蛋革命只會提早發生，大規模流血，但不會有真正民主化結果。

可否作最後努力？但我想不到，誰知道，這個傻人戴耀廷，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佔領中環」的想法，我覺得只有 5% 機會成功，95% 機會不會成功，他也記得我說過這句話 : 只是在 0 與 5 之間，但即使只有5%，我也會全力以赴。但我覺得失敗機會很高，因為主要問題是中國大局的問題，是習近平的問題。雖然只有5%機會，正確的事為何不全力以赴呢？所以我要付諸實行。我不是不願意對話，已經去到盡頭的話，就要嘗試其他方法；想要嘗試這個方法，也不一定代表只能用這個方法，我覺得最重要是因時制宜，要走到彼岸。

民運策略的啟蒙──公民抗命

經歷雨傘運動之後，很多人問，究竟公民抗命可否繼續下去，在香港是否真的可行？為什麼要公民抗命？為什麼當戴耀庭提出佔領中環，我這麼快表示可以一齊做？

因為我一直都閱讀這方面的作品，了解歷史上不同的人如何實行公民抗命。當然最早就是 Henry David Thoreau，他當時反對美國一個不公義的戰爭，與墨西哥開戰，擴大奴隸制度，他覺得這件事不正確，但個人又有什麼辦法對抗政府？結果，他只做了一件簡單的事，他違反一條法律，那條法律與戰爭無關，他不繳交投票稅，自願被抓入牢，雖然只是一兩天，但引起了社會爭議，引發了討論。為什麼一個知識分子，一位紳士要坐牢，引發了大家討論為什麼要這麼做？為什麼奴隸制度不公義？為什麼不應該開戰？

從他公民抗命的事件中可以看到，第一，他觸犯法律，但目的是要爭取公義，不是為個人利益，跟一般犯罪不同；第二，他非暴力，第三，要承受刑責坐牢；第四，這一種形式的違反法律，目的是不想破壞法治，他必須要合乎比例，你不可以因為你家附近水渠爆裂而去佔領中環，雖則也是公共利益，但不合比例，所以實行公民抗命要考慮很多條件。

另一個影響我很深的人，當然是甘地，甘地的公民抗命其中一個很重要行動，就是採鹽的長征。起初沒有人理會他，只有幾個人。當時的鹽是官鹽，全部由官方採鹽、製鹽、賣鹽，他們認為鹽太貴，鹽能從大海採到，為什麼我們要交稅？買貴鹽？當時甘地就想到，如果人學懂在最微細的事情上爭取自己權利，他才懂得去想更大的權利，例如民主、獨立等問題，所以他開始帶領人們走向海邊去採鹽。

起初殖民地政府不管他，因為只有幾個人，但愈來愈多人加入，結果數以千計的人跟隨他；政府開始緊張，把甘地抓入牢；另一個人，是女詩人奈都夫人，她帶了2500人去海邊繼續採鹽。警察早已站好等候他們，每個警察手上有一根鑲了金屬的棍；抗爭者很安靜地、慢慢走過去，警察開始揮棍毆打，後排的人聽着前排人肋骨爆裂的聲音，「咔咔」作響，流很多血，抗爭者倒下之後，義工把傷者移到一旁，另一群人幫他們包紮，另一排抗爭者隨即迎上去，他們沒有頭盔，就是通過這樣一個被毆打的過程，才能顯示非暴力的力量；他們並非要引發衝突，而是透過此過程，爭取社會理解他們所為何事，突顯政權的暴力，所以他們寧願不做任何防衛，走過去捱打。

甘地的「非暴力」跟曼德拉不同，他原則上就已要求非暴力，因為他的宗教信仰，相信沒有人在這世界上可以掌握絕對真理。以為自己掌握絕對真理的人就會使用暴力。宗教就是這樣，要聖戰，無論基督教、天主教或伊斯蘭教，都認為自己的神才是真神，就可以殺異教徒。我們人類不能掌握絕對真理，讀讀烏納穆諾吧，我們知道的東西很少，既然我們不知道絕對真理，就不要用暴力，將我們的一套加諸其他人身上。所以甘地是一個堅定從原則出發的非暴力主義者。

第三個當然是馬丁路德金，他唸畢博士後，本來可以在美國北部一個中產階級教會工作，但他寧願選擇回去自己南部那裏做牧師，因為他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召喚，呼召他一定要回去。

他第一個行動就是對抗種族主義的「杯葛巴士」抗爭，當時一個黑人女乘客 Rosa Parks 在一架滿座的巴士上，拒絕讓座給一個白人男人，當時的法律是白人優先。她不肯讓坐，結果被捕，接着馬丁路德金帶領一場運動，杯葛巴士，就是寧願走路，以後不坐巴士，直至改變歧視的法規。

他們堅持走路一點不容易，有些人要走十多二十公里上班，不是走一天，堅持了370多天。部分人有車，會接載人一起上班，警察就針對那些車發告票，說你超速，若搭順風車的乘客多，又發告票。

幾百天的抗爭，馬丁路德金當然受到批評。誰人受影響？都是黑人、窮人嘛，他們是司機，「阻人搵食，就如殺人父母！」。「阻人搵食」這些用語我們應該很熟悉。阻人搵食！你害苦低下階層！連黑人都罵他。

我最記得馬丁路德金說，他從教會裏收到一封信或名信片，是教友寫給他的。那教友說，牧師牧師，馬丁路德金牧師，快要聖誕了，我們不要搞事了，為什麼我們不能和和諧諧地過聖誕呢？他說，究竟我們現在有什麼問題呢？我們黑人以前是奴隸，現在有人身安全，我們很自由，只不過不能投票而已。

當年的黑人，每次登記做選民時，總被人問一堆問題，不懂答就被「DQ」（取消資格），不能成為選民；什麼問題呢？例如最高法院那五位法官是什麼名字？你說出來，說不出來就「DQ」。

那教友說，算了吧，只是沒有這部分而已，其實我們活得很好，為什麼你要令社會那麼分裂呢？總之一切是你們的錯，弄得社會分裂；教友還說，如果上帝真的要黑人白人平等，上帝就會把所有人都造成白色，或所有人都造成黑色，上帝造黑人白人就是要他們不一樣，就是要他們不平等。

在五十年代那時代，他們覺得生活很不錯，為什麼你要製造混亂？我們六十年後回看，他們只是在爭取一些很基本的權利，但也可以被時代誤解。馬丁路德金也說，那些最有才能的牧師，全部站在他的對立面，只有一些較年輕的牧師支持他。馬丁路德金問，什麼才是真正和諧呢？只有公義的制度才能保障長遠的和諧，如果沒有公義制度，和諧是假的。

在我們還未佔中之前，馬丁路德金很多話早令我知道，周融的出現不是偶然（眾笑），亦早有心理準備他要說些什麼。

今時今日，很多人覺得你們這些「左膠」東西試過了，不行的。馬丁路德金在美國民主政權下爭取公民抗命才可以成功，甘地當時面對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是民主國家，所以公民抗命能成功，其他地方怎麼可能呢？

很多學者研究了過往這40多年世界各地政體的民主化進程，接近七成政體的民主化，都是通過和平手段達成的，包括革命，很多革命不是如大家想像的法國大革命，跟政府大打一場，我們沒有刀沒有槍沒有坦克車，怎麼可能？很多時是因為民眾很和平，反而令軍隊及警察在開槍那一剎，手軟、心軟，接着自己分裂，軍隊分裂、警察分裂，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就必須倒台。

所以無論是用哪一條途徑民主化，甚至革命，其實過去40年裏，極少暴力方式的革命，特別在香港的處境中，你即使革了命，然後解放軍來接管而已，現在解放軍也好像已在用我們的土地了，在邊境裏，又在我們西九地下經過。我覺得抗爭只能用和平的方法才能夠持續地做。

中國要怎樣才會達到民主？我真的不知道。我昨天才跟一個朋友說，在晚清時期，所有溫和的改革派，最後都沒有好下場，都變了革命派。中國最後要走向何方，我心裏當然不希望看見革命，誰希望看見流血呢？朱耀明牧師以前常跟我說，真的要革命，但到了雨傘運動時，他每天都含着眼淚，害怕有一個學生受傷或死亡，我們都是這樣的心懷，我們不想看到。所以，能夠用和平的方法，我們都會堅守到最後一分。

陳健民：毋忘燃燈人──向啟蒙者致敬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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