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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希望年輕人為世界創造真善美

我自己經常思考,亂世中為何會出這些梟雄呢?無論是政府或民間,都是因為人失去了安全感,如何處理這個安全感的問題,是我們要思考的東西。(亞新社)

編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於2014年9月28日發動佔領運動,2019年4月9日判刑。陳健民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本社分享陳健民他在2018年11月14日,香港中文大學最後一課(思托邦第14講)的內容,將分四篇刊出,本篇為第四篇。

等待啟蒙:中國專制的社會基礎

我將要離開中大校園,也要告別20多年的教書生涯。因為離開,要收拾書本,收拾書本的過程挺特別,是一個「斷捨離」的過程。突然之間要問問自己,究竟我有什麼問題日後還會關心?有什麼問題我不會再研究?這是一個很好的過程,敦促自己把價值排列。我發覺現在還剩下很少書,都屬將來繼續等待啓蒙的書。

我會繼續思考的問題,都是中國的問題,因為香港前途擺脫不了中國,中國的前途會影響我們。

我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何中國數千年來,還是一個專制社會?為什麼還在持續?為什麼改革開放後,現在倒行逆施走回頭路?它的社會基礎是什麼?我們有沒有辦法打破這個怪圈呢?

要想的問題也包括,為什麼我們長久以來,不能夠產生一個公民社會?我們的公共領域,可以讓公民自由連結,甚至有行動去抗爭,這個我沒有辦法很詳細地說。只能說,我們晚清的時候,有些已經很接近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我們那時候已經有些報紙,譬如《七十二行商報》。

我專程帶了一個碩士生走到中山大學,在一個很潮濕的房間裏找報紙。我想看一看那些晚清的商人報紙,有沒有討論政治,最後我真的找到一段晚清時段的報紙,濕漉漉、很潮濕,我覺得做了一件人生很重要的事,就是立刻付了一筆錢,做膠片,保護那疊報紙。那時其實有很多討論民主的文章,甚至討論獨立,在當時的商人圈子之間發生。

當時中國很多茶館、酒樓,都會貼出「不談政事」標句,即是代表有很多人在爭論政治,有如一個公共領域。我聽過一位學者說,其實中國的妓院也是公共領域,青樓妓院中有很多文人雅士討論政治的。我期待他發表文章,告訴我中國的青樓妓院是否公共領域,可惜一直都看不到這篇文章(眾笑),可能文人自己騙自己(眾笑),給自己理由去喝酒而已。

對不起各位同學,在我辦公室門口,你將會見到很多書我將扔出來,但不會包括這些題材,因為我還要讀。

我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何中國數千年來,還是一個專制社會?(Shutterstock)

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國能不能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我們的知識分子是什麼面貌呢?今時今日我在中國見到那麼多學者,甚至香港一些學者亦如是,我們整個傳統是「學而優則仕」,讀書人覺得自己最高境界就是行走尚書房,在翰林院教皇帝讀書,要做國師,我們太多這些國師學者。

為何我們不能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成為社會良心,用我們的知識,去批判我們社會的不良現象,以至批判權力呢?這些問題都是我要思考的問題。

第三個我要討論要思考的問題就是有關專制人格的問題,即是,究竟是否「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二次大戰期間,有一批德國學者流亡海外,成立了法蘭克福學派,他們很共通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個這麼理性的社會,這是德國啊!我們出康德的!我們的音樂可以很沉重的,為什麼出了一個希特拉?竟然有那麼多人,瘋狂地追隨他?我們要思考這個問題。

悲劇為何出現?不單只是因為那幾個領䄂,而是整個社會的人,自己人民的素質,出現一些很根本的問題。大家可能都讀過《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 by Hannah Arendt)。這本書寫的是二戰後一場審訊,犯人是一位納粹德國高官,屠殺很多猶太人;大家引頸以待,想像會見到一個大魔頭出現。結果如何?這個人,木訥、害羞,一個技術官僚模樣的人;他說來說去,就講我做的事皆合法,我只是跟從上級指令。

我們現在中國,就在建立什麼「以法治國」,經常提醒我們香港「以法治港」,但是那所謂的「法」,是一個什麼法?是不是就是「法治」那一個法?法律不只是讓政府控制社會,如果要法治我講 Rule of Law,一定是人民可以通過法律制衡政府,這種平衡狀況才是 Rule of Law,否則只是 Rule by Law,無論是中國或香港,清清楚楚,現在我們走向 Rule by Law。

接着很多香港人就說,與我無關,我跟法律做事,所以我就「DQ」他們,又說這些不關我事,不是我決定的,我交給了其他人決定。整個德國那麼大的悲劇,很多人都用同樣理由,逃避了自己良心的抉擇。

Erich Fromm 寫了一本書《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我告訴學生,如果你要我介紹十本書,一定會有這本。他要問的問題就是我剛才的問題,為何德國人會落得如此?最基本的原因是因為人失去了安全感,當有些人失去安全感,他會連自由也不要,寧願跟從一個很偉大的人,不思考,也要跟隨他。

Erich Fromm 追溯為什麼德國的人會失去安全感,他說有兩種力量,一個力量是資本主義的興起,人從農業社會走到工業社會,愈來愈原子化,沒有了一個群體,愈來愈無助;第二就是基督教的興起,從天主教轉到基督教時,每個人都要單獨面對上帝,要因信稱義,要自己跟上帝交代,很多人開始很緊張,很缺乏安全感。他說這兩大因素,政治經濟以及宗教因素,令人跌進一個很無助或孤獨的處境中,沒有安全感,人沒有安全感的話就會放棄自由。今天你看見整個西方世界,因為恐佈主義問題,沒有了安全感;它會立很多法律去控制自由,邪教法都立了,以往在西方難以想像,當人失去安全感時,就會如此。

我自己經常思考,亂世中為何會出這些梟雄呢?無論是政府或民間,都是因為人失去了安全感,如何處理這個安全感的問題,是我們要思考的東西。你可能會問,我要思考這些中國問題,老實說要去到什麼日子,我們才會見到中國出現民主,我真的不知道。

遙遙長路,有時真的覺得前路茫茫,燈有時會暗淡。暗夜裏,可以怎樣?我想只能看星。

Erich Fromm 寫了一本書《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我告訴學生,如果你要我介紹十本書,一定會有這本。(Wikimedia Commons)

送給中大學生:梵谷與老師的一段對話

我大學二年級時讀了《梵谷傳》,對我影響很深。大家都知道我喜歡繪畫,梵谷跟當時一群印象派的人,正在做一件很革命性的事。

中世紀的時候,畫一幅畫、畫人像,不可以像真,因為聖經說不可造偶像,所以畫人不敢像真,畫聖母瑪利亞、聖子都是一片暗黑,不敢畫得有血有肉。文藝復興之後,大家才會歌頌人的肉體,說 Humanity(人性),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很寫實的畫作出現,但寫實的畫長時間成為主流,也走到了盡頭。

去到梵谷的時代,他們嘗試一個新開始,他們不只要描寫準確的形體,也要那種感覺,談光、影,要將內心的感覺投射出來。你不開心,樹會晃動;你憂鬱時,天空泛紫;你激情時,草可以是橙色。他們很劃時代,但完全被時代誤解,人們覺得,你好像草稿也未畫好,拿來幹什麼?

畫家塞尚的蘋果,大家知道今天很值錢,拍賣價以億計;他賣畫時,那些畫商做什麼?他說我不要四個蘋果我要三個,就拿起刀子一揮,切去一個,要侮辱他。梵谷的畫,一生只賣過一幅,應該就是畫葡萄園那一幅;他所有的畫,其實是他弟弟悄悄地買,然後告訴他有人買,以支持、鼓勵他。他們一生都在孤獨地走一條後人覺得很欣賞的路。

梵谷一開始不是畫家,他初時在畫廊賣畫,發現這個工作很苦,為什麼?他發現,最美的畫通常沒人買,最醜、最俗氣那些卻是最早被人買走,所以他後來不想再做這個工作。這段引述他:

「要求現世的順利,一個人就要首先心死,人生在世不僅在於求樂,不僅在於坦白做人,他應該悟解人類的重大意義,爭取自身的尊嚴,而且超越人人要混日子都必須敷衍的那一套庸俗陋習。」

他不想再這樣混日子,接着他如何?他繼承父業,讀神學做牧師,諗完之後他到比利時當牧師。梵谷走到礦坑之中,走到最窮的地方傳福音,每天回家,他的衣服差不多都沒有了,因為他看到那些人如此貧窮,他說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穌的一套,我怎麼可以目睹苦難,仍然穿得那麼漂亮?每一次在街上看到窮人,他就會把衣服脫下來送人;那些「污糟邋遢」的人根本不會去教堂,他就走到礦坑那裏主持崇拜。結果差會說,你這樣不行,破壞了我們的禮儀,所以譴責他,不承認他所做的聖餐合乎教會規範。

他非常失望,對整個教會非常失望,寫了一段很痛心的說話:

「於是突然之間,他發現了一件自己久已明白的事了,這一切上帝長上帝短的討論,全是幼稚的逃避現實,全是一個驚恐而寂寞的凡人,在冰冷、黑暗而永恆的夜裏竊語的謊言。上帝並不存在,簡單一句話,上帝並不存在,有的只是混亂、悲慘、痛苦、殘酷、磨人,盲目無盡無止的混亂。」

梵谷作為一個牧師,信仰可以跌到這樣的低點。接着他如何?他把整個生命投進繪畫中,他受的畫派影響,第一個是日本的浮世繪,浮世繪的顏色影響他很深。另一個,就是所謂巴比松學派這畫派,巴比松畫派的畫,內容很敬虔,他們歌頌勞動者、歌頌大地、歌頌上帝的創造物。所以梵谷的畫作,是另一個救贖的過程,有上帝還是沒有上帝呢,他好像很失望,但他在繪畫中又尋回上帝。

梵谷說過,對他來說,空白的畫布就像空虛的人生向他嘲笑。你看他的畫,很厚的,好像在攻擊畫布,因為他覺得白色的畫布是空虛的人生,所以他要填滿,他說他要將大自然的節奏,其實就是上帝,要表現出來。他最後在繪畫中救贖了自己。

他在年輕時有一段對話,我要送給在座每一位大學同學。他年輕讀神學時,有一次很累了,他和他老師就在住處附近的郊外散步。這段對話發生在一個墳前。那是 Rembrandt 的墳,如果你去荷蘭,看他的畫 Night Watch,很有名的畫。今時今日大家覺得 Rembrandt 的畫很有名,但當時又如何?

梵谷跟當時一群印象派的人,正在做一件很革命性的事。(Wikimedia Commons)

這段說話我送給在座同學。

「老師說:這個人死得又貧困又羞辱。

梵谷:可是他死時不憂傷。

老師:不錯,其實他已經充分地表現了自己,而且亦知道自己作品的真正價值,當時其實只有一個人知道。

梵谷:那麼說是不是只要他自己明白就能滿意呢?如果他弄錯了呢?

老師:別人覺得如何其實毫無關係,Rembrandt可是要畫下去。他畫得好壞都無所謂,只有藝術才能使他做一個完整的人,他已經達到他所了解的自己生命的目的,就不虛此生。

梵谷:可是老師,一個年輕人又怎會知道自己的選擇是正確?

老師:沒有東西是永遠把握得住的,只要有勇氣和力量,去做自認為正確的事情也就夠了,也許結果是錯了,可是你至少總算做過了,我們必須依照自己理性的最高指示做下去,至於最終的價值,那只有等上帝去評斷,每個人都有完整的自我,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能順性去做,那麼無論做什麼,結果總會是完滿的。」

這是我送給同學最後的話,我希望你們能夠順性去為這個世界創造真善美,我希望你們不虛此生。謝謝你們。(全場起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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