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講好歷史電影也要面向未來

什麼是「榮耀」的美國實驗？15世紀末，歐洲人踏上美洲大陸時，這裏居住着2000至3000萬印第安原住民，約100年後，原住民人口剩下不到100萬人。美國立國後，當時的總統公開稱「用印第安人的皮可以做出優質的長筒靴」，「必須滅絕印第安人或把他們趕到我們不去的地方」，「印第安人必須迅速被消滅」。

二戰後，美國繼續這個「傳統」，在盟友的默許以及支持下，以「民主」的名義在全球造成的傷亡超過700萬人，造成的難民超過3000萬人，事實證明美國是全球人道主義最大的破壞者。西方稱自己這樣的行為是「民主」，但對中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過去40年令到8億人脫貧，卻稱作是「極權」。

西方已經過時的冷戰思維無法遏制中國發展，反而嚴重限制了自己。在今天國家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們的電影除了要講好歷史，也要面向未來。未來的世界是個多極化的世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經濟多極化的結果是推動政治多極化，多極化的世界是時代進步的要求，儘管美國作出了種種嘗試，也無法阻止一個多極世界的出現。事實上，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世界都是多極化的，目前世界努力的方向是避免互相殘殺，歸根結底，這一切取決於我們在競爭中如何把彼此當人來對待，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電影題材。

西方對華的「妖魔化」

西方的媒體很注重「造句」，在西方，CCTV（閉路電視）被稱為”security cameras”，即是保安攝錄機，但在西方媒體有關中國的報道中，保安攝錄機卻被叫成”surveillance cameras”，即監控攝錄機；中國登陸火星叫”conquer”（征服），美國就叫”exploration”（探索）；他們將中國的恐怖分子美化成「自由鬥士」（freedom fighter），自己卻用盡方法打擊恐怖分子；美國把政府叫做”administration”（行政部門），中國政府則叫做”regime”（政權），改一個名就在潛移默化中扭曲了群體的印象。

2019年爆發的修例風波就是幾十年來西方對部分香港人洗腦的結果。大紫荊勳賢陳啟宗先生是香港恆隆集團董事長，2019年1月獲得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首次頒發的「外交之友」稱號。他在一次訪問中說：「你說現在這年輕人，（回歸至2019年有22年）好多都是22歲不到的，就是30歲以下的那些，當時也不過8歲，那你對北京有什麼認識？北京沒有對你不好吧，要是北京有什麼情況，都是之前的事，以往30年，有什麼對不起你的沒有？沒有！但是他們確實變了，不是為了反港府，是反北京。」

英國人管治印度300多年，遠比管治香港的時間要長，因此英國人在印度的經驗在香港就是一種延伸，有兩件事英國人不會在殖民地做，一是建設博物館，二是興建劇院，殖民者在這種事上一定深思熟慮。博物館和話劇，都是鼓勵殖民地人民去尋求自己的身份及所存在社會的歷史和文化，這樣等於提醒被矮化被歧視的民族重新團結起來。一個民族是怎樣凝集的？共同歷史記憶！當這個民族的歷史被學校老師胡亂施教，被年輕人漠視，又被資深的成年人拒於門外，「傳統」就成為「需要砸爛」的代名詞。

所以要講好香港故事，首先要講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如何在國民黨軍隊撤退、英國和加拿大兵戰敗後，成為華南唯一抗日武裝力量，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重要的貢獻（當時香港是全國被日軍佔領城市中唯一有游擊隊的城市）；再講香港1967年的反殖愛國鬥爭，是那個年代的世界性反殖浪潮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如果這段歷史的真相在20年前就曝光，可能不會有黑暴。把人群的歷史認知從歷史錯誤的一面帶回歷史正確的一面是一定要補做的，但可能需要採用一個大部分人聽得進去的語言。

用電影講好香港故事

電影是世界語言，也是年輕人聽得懂的語言，我們作為愛國電影工作者，有責任通過電影語言向年輕人講好香港故事，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當然，電影的題材不止歷史故事，要百花齊放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要寫好人物，除了寫好偉大、有貢獻的人，也寫好身份卑微但有偉大心靈的人，我們的電影也可以利用適當的題材，向世界表達我們是一個從集體出發的民族，這是與西方的個人主義最明顯的分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能說明了，為什麼中國在40年裏做到了外國400年才做到的事，簡單說團結就是力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後面有凝聚我們民族連續不斷5000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有足夠的文化自信，而民主制度走到極端就是西方現在的無政府主義，事實證明個人主義到了極致就會引起社會管治和國家經濟問題。

用電影語言作為與世界溝通的語言，立體地介紹我們的民族，關鍵的是講故事的切入點，也注意在劇本取材和故事結構上面向世界觀眾，從心靈上感動世界觀眾，這樣我們的電影才能夠有效地融入國家發展大精神。

電影發展方向 2-2

原刊於《大公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題為編輯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