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之間，香港的示威演變為暴亂，近日更發展至恐怖主義的階段，後者的標誌是暴民用刀割傷警員頸部，近似冷血謀殺；另一個則是出現了電話引動的土製炸彈裝置，以警車為目標。此外，更頻繁地使用大量的汽油彈攻擊警署、警隊。
這絕對不是警民衝突，而是恐怖主義式的活動。這樣的恐怖主義活動，若政府無力禁制，大有可能複製蔓延，使個別例子變成大規模的襲擊，不可不防，也不能不提早加以鎮壓、抑止。
恐怖主義襲擊涉及的人員不多，可能是一、兩人，也與暴亂暴民整體分隔，並不聯繫；或是受惑於政治號召，個人用恐襲響應；或是有所部署但組織隱密，行事守秘。
香港現時的港獨政治，已近乎邪教式的盲目盲從，失去理智。其中參與者不少是教徒，由宗教動員起來，很易演變成為極端的恐怖主義。特別是當政府與警察壓力加大，街頭暴亂參加的人減少，聲勢不如前，絕望的心理會助長極端傾向。觀乎中六學生涉刺傷警員意圖取命，個人的性格加上極端的政治思想煽動，便出現這樣類似恐襲的行為。
或許犯案者有僥倖之心，一如破壞店舖、港鐵站都沒有被捕，未必抱有如暴民所宣揚的「義士」、「烈士」的決死之心，但這個案例出來，便足以顯示出暴民群起倣效的機會存在，尤其是電話引動的土製炸彈的出現，隱秘而不需犧牲的恐襲行為，二者配合，互相呼應，即使暴民的人數減少，對社會的危害性卻更嚴重。
「止暴制亂」正在有效推動，特別是當警察行動機動化，也不惜大批拘捕暴民，特區政府也正考慮從其他紀律部隊調撥人手支援，止暴可期。當然，止暴的時間決定於政府的決心和措施，但在此之外最大的挑戰是怎樣防止暴亂轉變為恐怖主義活動。如果無法防止恐怖主義活動，恐襲衍生出來的會是更沉重地摧毀香港的法制、政治、社會穩定，以及國際形象和聲譽。因此，反恐工作要變成重點。
一是組織精幹的反恐隊伍，包括強大的情報隊伍排查各種恐襲的機會和可能源頭，目的是先發制人，制止恐襲發生。現時暴民集中於大學、中學，因此，警察應與大學及中學校方溝通，加強調查。
二是與內地政府合作，建立密切的反恐聯繫，互通情報。三是發動社會群眾參與，把暴民各種行動通報給警方，讓警方可以對應部署，也從中排查恐襲的可能性，據之迅速進行拘捕壓制行動。
香港百年繁華懸於一線，若暴亂轉化為恐襲，香港便一敗塗地了。
暴制亂是香港整個社會的責任
香港的止暴制亂只靠警察是事倍功半。
令人費解的是，特區政府有這麼多相關的部門，紀律部隊在警察以外也有不少人員，在警察疲於奔命、人手不足之時，為什麼不調動他們支援呢？政務司司長的職權在於協調各部門，保安局局長則主管各紀律部隊，為什麼他們一直不出來協調和支援警察的止暴工作呢？消防與救護，乃至市政維修管理、交通管理等都是各自為政，缺乏合作協調與默契。特區政府為什麼變成這樣不作為、不管理？
另一方面，止暴制亂是香港整個社會的責任，不能全推諉於政府和警隊。止暴制亂是針對非法破壞行為，不涉政治。若以為抱着一定政治理想便可以為非作歹，不是無知腦殘，便是反對法制法治，不相信法律的功能與價值。法律可以修改，卻不是即時便可否定與推翻，不經任何法律的原則與程序。
堅持法治、堅持社會道德，不分政治立場與宗教取向，都只能是反對任何非法的暴力，是全社會的一起反對。
全社會反對暴力，要止暴制亂，便不能坐視警察孤軍作戰而不理，而是要全社會、全民參與。
全民參與是公民權利、公民責任，但並不是替代特區政府與警察的工作，而是輔助和補充。
全民參與是有所限制的，一是不涉及公權力的行使，不能像暴民那樣私了，或截查車輛與途人。二是要保證市民的安全，在當前的暴亂裏已經如黑社會一樣隨意破壞、隨意傷人，市民捍衞法治、公義都有可能被惡意攻擊，保證人身財產安全便是首要。
於是，全民參與的方式，第一是幫政府和警察、消防等通風報信，一見黑衣人聚集便通知警察防範和準備應付，務求扭轉原來暴民通過社交媒體和地圖程式來知悉警察位置的情況，變成警方有預見預知之明，容易制止暴民的破壞行為，也可以提早拘捕。民眾作為警方的耳目，這才是公民社會的真義，公民社會與政府合作而不是對抗，這才可以捍衞法治，保障人民各種權利。暴民的家庭和學校都應大義滅親（實質上是挽救暴民），協助社會制止暴亂。
全民參與在當今的電訊條件下，除了通風報信之外，還可以把暴民的暴行記錄下來，在網上傳播以作警示，也可以用作法庭審訊的佐證。一直以來反政府的媒體只記錄警察的行動而迴避拍攝暴民的舉動，全民參與應全面地拍攝暴民及暴亂的整個過程，糾正部分媒體的偏頗，也好給社會和海外更全面了解事件的變化。止暴制亂應全民參與，不應隔岸觀火，等到火燒眉目才出動。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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