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經濟的十一項建議

作為一個為追求真理而做學問的人，作品能否傳世非常重要。我沒有能力改變世界。依我建議的我當然高興，不依我的也無所謂。

各位同學：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我以《中國的經濟困難要怎樣處理才對》為題，在廣州中山大學博學同學會講話。當日天大寒，講得不稱意。三月十九日作補充，綜合為十一項建議。

引言：朱鎔基時期前車可鑒

大家記得，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鄧小平先生南下，跟着中國的經濟開放轉到長三角那邊去。長三角的大事改革起於一九九三年初，比珠三角遲起步十多年。然而，約七年後的二〇〇〇年，在所有重要的經濟數字上，長三角超越了也發展得快的珠三角。這是不容易相信的經濟奇跡，但確實是發生了。當時掌管經濟的朱鎔基先生，每年都說增長率保八。他錯，我的估計是每年的增長率遠高於八。證據有三。其一，珠三角的增長率當時是明顯地高於八，但在七八年間竟然被長三角超越。其二，勞工的人均收入，從一九九三年起十四年上升了約八倍。其三，龐大的流動人口出現，幾年間四個工作年齡的農民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這些流動人口的收入大部分沒有算進國民收入。當年中國的國民收入是低估，今天卻變為高估。後者的主要原因，是大躍進期間採用的指標制度，這裏那裏今天還存在。不達標沒有獎金，地方幹部要怎麼辦呢？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中國的通脹率達百分之二十五。該年五月人民幣兌港元的黑市匯率是1.50：1.00。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一篇題為《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的重要文章，指出眾說紛紜的建議──約束人民幣的貨幣量──沒有用處，因為當時的通脹是高幹子弟憑他們的借貸權力搞起來的。貪污遠比今天嚴重。我那篇文章力陳權力借貸一定要剷除。我也建議當時的人民銀行改為中央銀行，不從事任何借貸或商業活動。

朱鎔基先生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接管人民銀行，兩年後改為央行。他當時的言論跟我的《權力》一文說的大有雷同之處，但他的處理方法讓我學得很多。不到四年，人民幣的通脹率從百分之二十五下降為零，跟着是百分之四左右的通縮。一九九七年七月亞洲金融風暴出現，一個月後幾位北京朋友約我在深圳會面。他們對國家當時的情況非常悲觀，但在研討中我突然間樂觀起來。靈機一觸，我解通了亞洲金融風暴的密碼。為恐增加市場的波動，沒有說出來。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九三年朱鎔基把人民幣勾着美元，人民幣量的增長與外資的進口量掛勾。不到四年，那奇高的通脹率下降為零，然後轉向通縮。當時其他的亞洲小國也把他們的貨幣勾着美元。美元與人民幣可以看為是兩艘巨艦，互相勾着。其他亞洲小國的貨幣是小艇，也勾着美元這艘巨艦。一下子中國這艘人民幣巨艦從很高的通脹轉為通縮，其他小艇不能不紛紛斷纜。大約十年前，我把這個簡單的亞洲金融風暴的解釋跟一位央行朋友說了。他拍案叫絕，說他們當年想破腦袋也想不出因由。事實上，所有西方的專家對該風暴的分析一律胡說。

跟我這次講話有重要關係的，是九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困難甚於今日，但經濟增長率卻冠於人類歷史。當時因為通縮的出現，上海樓價跌了一半，深圳跌了七成。朱鎔基大事肅貪，也是約束吃喝和打高爾夫球。為什麼當年中國的經濟飆升，今天我們卻遇上困境呢？

應該是幾個原因的合併吧。其一是朱鎔基這個人。要管的他管得緊，其他可放則放。勞工合約的自由難得一見。不僅沒有誰管什麼最低工資，雇主解雇一個月通知，員工辭職立刻可以；產品市場的自由是我平生僅見。其二是當年的利益團體遠沒有今天那麼多。其三，當時可以開放的空間遠比今天為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讓人口自由流動。幾年間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其四是二〇〇一年中國打進了世貿——這點美國的克林頓總統幫了一個忙。其五是二〇〇〇年中國的地價開始上升，容許地方政府把國企連土地賣出，利用賣地的錢遣散國家職工，改制為民營。

最重要是第六點：一九九四年起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開始形成。十年前，在七十生日的宴會中，我說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人類歷史最好的制度。這句話被人批評是狂言。做學問我是個非常認真的人，怎會胡說呢？一九九七年，我為父親研發出來的拋光蠟到昆山一帶找工廠用地，是小額投資，遇到不同地區幹部搶生意，其激烈使我大開眼界。我要到二〇〇三年才知道土地的使用權力落在縣的手上，於是咬定縣是地區激烈競爭的主角。到四年後的二〇〇七，我才解通這競爭制度的密碼。詳細的解釋可見二〇〇八年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

今天中國遇到的經濟困難沒有九十年代那麼嚴重，但上述的六點彈性調整我們今天是沒有了，是以為難！下面的十一項建議要是能一起推行，應可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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