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康教授從香港大學轉到香港浸會大學出任校長，已經有一年多。10月初浸大慶祝創校60周年，在會議中心筵開170席，2000多位校友及嘉賓出席，反映出這所老牌博雅大學碩果累累，實力不凡。錢大康教授先後擔任科大和港大的首席副校長，他對香港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有什麼獨到看法？他出任浸大校長後有什麼新的思維，帶領這所重視全人教育的大學更上一層樓？他對香港年輕一代有什麼期望？月前本社編輯部與錢校長進行一個深度訪談，討論範圍廣泛，訪問分三篇發表。
問：你先後在研究型的香港科技大學和綜合型的香港大學擔任管理層，2015年轉到提倡博雅教育的香港浸會大學出任校長，為何會有這個轉變？
答：浸大也是研究型大學，因為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體系下的大學都是研究型的，資助的模式沒有改變，既要教學，也要研究，不會有一間大學不重視教學，只做研究。香港的大學皆用同一個資助模式，UGC 計算資助的時候，大約七成是教學，兩成多是研究。所以每家大學都是研究型，只看研究什麼範圍。
由科大轉到港大，並非一早計劃好。有一次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馮國經約我商量，邀請我申請港大首席副校長。當時我想，轉換一下環境也好，我對港大有興趣，因為她是名牌大學，較多元化。當時港大的發展有點不太明確，需要我幫忙，我便接受這個挑戰。我不是想再上一層樓，因為香港幾家大學在世界排名其實相差不遠。
在港大任職五年後，我打算退休，馬斐森校長問我是否願意續任。當時我想，再做五年太長了，便回覆他會任職至港大完成招聘工作為止，65歲退休。後來浸大邀請我出任校長，我便試一試，但不是有意找工作的。
成為一所優秀博雅大學
問：作為一位學者，你是否有一個人生追求的目標，一定要當一次大學校長？
答：不是的，當時我已打算退休，而且我不太嚮往在公眾注目下的生活，一來太多應酬，二來我想到街市買菜也不方便。我做行政工作是沒有計劃過的。1993年我從美國到科大休假做研究，回港時，港大、中大和科大都有意聘請我。我當時沒打算長期留在香港，在威斯康辛大學教了13、14年，沒有想過會離開，加上孩子年紀小，已經適應了美國的生活。那時科大創校只有一年多，計算機系比較小，只有四、五個人。我留得時間長了，便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於是決定不回美國。當你一離開了研究五至六年便很難回頭，尤其是做計算機科學的。
問：2012年港大聘請新校長時，你有否考慮過？
答：沒有。當時他們有跟我談過，尤其那時港大政治上多風雨，加上我已63歲，如果我當五年校長，也接近要退休了。那時只是傳聞我會更上一層樓，但是港大物色委員會通常會找醫科或者微生物學的學者，像徐立之那一類人，因為大學的發展是走那一個方向。
問：會否覺得浸大校長這個位置，值得你多花時間和心思？
答：我接任校長，沒有理由不花心思的，不可能只當打一份工。跟很多人一樣，我都希望香港好，希望香港的高等教育好，因為香港的高等教育是很寶貴的。我見證着這20多年的發展，今日幾間大學在國際上都有少許名氣，學生都發展得不錯，港大畢業的 AO 很多，即使科大、理大畢業的都不錯，不只在香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
大學系統應與時並進
在研究層面，以全香港來看，有些研究人員做得很不錯，例如盧煜明、任詠華等都是國際級的，如果數今日全世界最尖端50位研究員，一定有他們份。雖然比起外國的名校數量仍是少，但至少有，這是一個進步。因此，如果我們的系統不再推進向前，就會很浪費。別人用錢想買，但買不到的東西我們擁有，但好像不懂得珍惜。我很喜歡香港的大學系統：兩家綜合型、三家科技、兩家博雅、一家教育。
現在有些私立大學暫時有點問題，如果我們與內地持續融合，市場就會大很多，包括珠三角。最初融合時一定有文化差異，但再過兩個世代，融合就自然變得暢順，大家習慣了對方。那時服務的範圍就會大很多，香港的影響力也大得多。
香港大學優勢在國際化
如果我們想保持影響力，香港的特色絕對是國際化，這是大陸還沒有的，內地的學校可能要再過幾個世代才有，也是個別學校才有，例如北大、清華及上海交通大學等都能做到國際化。國際化已經植根香港，塑造了 DNA；相對地，內地大學要慢慢培養，不是靠起個英文名或聘請幾個外籍教師，而是整個思考方式、文化及學生的表現。若香港不珍惜、不推動我們的優勢，便很可惜。如果不國際化，學生怎會有競爭力？要做到卓越，就一定要在文化、思考以至所有事情都多元化。政見也好，理論也好，如果不夠多元化，只一言堂的話，不會好的。國際化其實就是帶來多元化。
問 ：你在 UGC 擔任委員這麼多年，覺得香港高等教育有什麼優勢與不足？
答：目前世界最高端的大學重鎮在美國和歐洲，再早50至100年，最好的大學重鎮在歐洲，美國還沒有。為何美國那麼幸運？因為二戰期間很多猶太人被迫逃到美國，當時美國是個處女地，有地、有錢，又有人力物力，忽然出現這一批精英，美國在這50、60年內迅速變成比歐洲更強的大學重鎮。意大利的 Bologna 大學有900多年歷史，英國的牛津、劍橋都有800多年，但美國最老的哈佛大學只有300多年，像 UCLA 這麼好的公立學校還不到100年，美國就是在短時間內飛躍起來的。
亞洲出現第三個教育重鎮
第三個爆發會在亞洲出現，但不會取代歐洲或美國，因為現今大學教育需求很大，學生愈來愈多，供求都不足。在亞洲哪裏出現呢？中國一定有，因為有財力和人口。而且中國人投資於教育的金額很大，一定有幾間學校是很出名的，就是 C9（中國九校聯盟），雖然目前不算很成功，但都是很高端的。另外就是新加坡和香港，香港在亞洲最有利是因為夠國際化，是英國殖民地留下來的遺產。除了國際化，還有我們的思想自由，這是很重要的。最可惜的是日本，她在科技上有很多投資，但因為她們的語言、文化等方面都太保護本土，因此在創意方面仍是一個大問號。澳洲有不錯的學校，但不會變成美國和歐洲的重鎮。
為何要國際化？如果沒有多元、思想自由，便很難做到卓越。科學也如是，必須 think out of the box、多元思考，不論種族、背景、政見都可以擦出火花，大家尊重有不同的理念。當然要真正成功還需要資金，更要天時、地利、人和：若要建校園的地，可在澳門橫琴建校園，那裏有很多地；如果要錢，便大筆地擲下去；要人才就招聘過去，這些都容易達到。在理念上最難達到的是多元和思想自由，真正的自由和多元不只是口講，這兩個元素香港現在是有的。
大學創造多元環境
問：這方面香港近年似乎有點失色，做不到你剛才提到的多元思考。
答：因為社會會影響我們與學生彼此之間的對話。例如以普教中（用普通話教中文）為例，如果完全用學術來討論，可以贊成，也可以反對。但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贊成的就不尊重反對的理念，反對的就不只是不贊同，甚至想要另一方收聲。政治上，建制也好，泛民也好，都要對方收聲，這就遠離了大學最珍貴的環境：We will respect freedom of thoughts（我們尊重思想自由），尊重不同意見，雖然大家有不同意見，討論完了之後仍能相擁。但現在沒有了，變成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講法，你就不應該存在，你存在我就忽略你，這是近幾年的社會轉變。我們希望教導學生學會尊重不同意見，要保護別人的不同意見。如果大學保存不了這樣東西，大學就變成一言堂，辦大學再沒有意思。
學生應多聆聽別人意見
問： 你覺得大學管理人員或者教授有沒有角色去再做多一些事，帶領大家回到正軌？
答：有的，就是創造多元環境，引入多元的學生。在學生層面，要給他們一個環境，如果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在一個學習環境，大家就一個課題一起討論，不只是政治，任何話題都可以。如果所有學生都是九龍塘出生，九龍塘長大，進了大學，一班20人都是來自九龍塘的話，意見永遠都是九龍塘意見。如討論種族，對法國或美國的騷亂有什麼意見？每個人的意見都不同，香港的學生應該多聆聽別人的意見，這樣能培養尊重不同意見，可以跟別人爭論，爭論完不會成為敵人，大家不必一定互相認同，互不認同也不必要成為敵人。
香港的年輕人未能做到多元化，因為他們八、九成都在香港長大，偶爾有幾個新移民，間中有幾個內地學生，香港的大學如果不走國際化這條路，根本不能提供這個學習環境。
（專訪錢大康校長 三之一）
錢大康校長簡介
2015年9月1日出任香港浸會大學第五任校長。2010至2015年擔任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及計算機科學系講座教授。加入港大前，於香港科技大學出任計算機科學系講座教授，並於2003至2006年擔任研究及發展副校長，2006至2010年擔任首席副校長。2001至2003年曾借調到應用科技研究院，出任資訊科技副院長。
早年於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修讀電機工程，1975年及1979年分別取得學士及博士學位，隨後在馬利蘭州美國太空總署高達太空飛行中心任研究工作兩年，1981至1995年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電機及電腦工程系任教。在研究電腦影像、圖像處理及圖形辨識等領域均享有卓越地位。曾獲多個獎項，包括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年輕研究員總統大獎，亦獲委為多份著名學報的編輯委員。研究獲美國及香港多個的研究基金支持，包括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美國太空總署、本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的卓越學科領域計劃、研究資助局和創新科技署等。
錢教授積極參與公共服務，包括於2004至2012年擔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委員、2005至2012年出任研究資助局主席。曾在多個機構擔任公職，包括僱員再培訓局、優質教育基金、應用研究局、創新科技署、策略發展委員會和數碼港董事局，亦曾任香港教育城董事會主席。現任科學博物館諮詢委員會主席、應用科技研究院董事局董事、裘槎基金會董事局成員和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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