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科學時代下的大學之道

金耀基教授早前出版《再思大學之道》，是《大學之理念》的姊妹篇。 《大學之理念》首先於1983年在台北出版，創14次印刷之紀錄，後來有香港的牛津大學版和北京的三聯版，且多次修訂再版，在台灣學界、政界引起廣泛討論。在《再思大學之道》中，金耀基不諱言指指出現今的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無不偏重「知性之知」，而講「德性之知」的道德教育都失位了，現今的「大學之道」都只重求「真」的科學上的創新知識，而忘了古之「大學之道」是以求「善」為宗旨的價值教育或道德教育。中國問題專家、本社專欄作家之一的丁望先生曾形容金氏在香港的大學校長中，是唯一精研教育理念而又有專著的學者。

在訪問中，金耀基詳細闡述其觀點，認為中國教育制度走向現代化、面向世界的同時，出現了缺失。「中國過去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然而，今天大學之道是崇拜科學，就連人文（humanities）也叫人文科學，我是非常故意地（deliberate）要用人文學科。」社會學家出身的他如此強調。「雖然有人懷念中國的經學時代，但我認為要把古今之道結合。」他認為中國文化真正要建立起來，「真、善、美」是不可缺的，科學可以求「真」，「善」和「美」只有靠人文學科。今天的大學生是明天世界的負責人，大學若只談科學不談人文，未來只是「真」的時代，沒有「善」、「美」，唯三者不能分割，故要靠大學共同推動，才可建立真正文明。

人文學科已失色沒落？

近年香港高等教育界是非多，紛爭不絕。社會關心的人都不禁提出一個疑問：究竟大學教育出現什麼問題？其實，上一篇談到的管治問題，在大學怎會不出現？金耀基認為大學不能跟社會分開，而是在社會之內。社會內政治意見多元紛陳，同時又不斷影響大學。在此氛圍下，他認為大學要保持純粹、不理政治性的問題，根本不可能。「但我要強調，大學生基本上已是成人，他是法律對象，既受保護，亦受限制。」

這位中大前校長直言英國在香港留下優良傳統：大學方面只要完全是遵守法律，保持多元、自由，而校長只要不違背香港法律，就什麼都可以做；至於學生問題是非常個人層次的，但不可以把大學生當作小孩子，什麼都保護。大學要談大學之道，不少人會憶起北京大學前校長蔡元培。「蔡元培在軍閥時代表現了不起，但想不到軍閥時代比國民黨、共產黨年代還要寬鬆，今天台灣出了問題，校長出問題（編按：指台灣教育部否決台大遴選的校長管中閔），也是管治問題。」金耀基道。他指出，任何一個制度，不可能完全不出現管治問題。談大學管治問，千萬不要視作單一問題。「香港完全享受到蔡元培所講的東西，我在中大三、四十年，政府沒有什麼干預。我們不需要什麼道德勇氣去保衛自由，因為香港根本就有。」

金氏社會學家的身份，如果放諸今天的校長群中，實屬異數。觀乎香港三所大學新上任的校長，都是科學家：港大張翔研究物理，中大段祟智專研生命科學，科大史維是航空工程專家。經常到內地講學的他說出觀察，「大陸100家好的大學，校長95％以上是科學家，香港、台灣也是一樣。」原因在現代學問中，最厲害的是科學，是牛頓以後人類最重視的學問。「這是正面的，沒有科學，哪有現代化？中國哪可以進入現在的現代文明？大學人多，有科學背景的，比較好管。」反觀美國，耶魯大學校長為著名心理學家蘇必德（Peter Salovey），在年前開學禮上表明「我們已經到了最需要人文學科的時刻」，哈佛大學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則為歷史學家。

從現象所見，人文佔的比例愈來愈少，是否代表人文沒落呢？金耀基從大歷史角度分析，「一百年前，大家都是讀『子曰』。中國人在過去100年，已經由經學走向大學。」蔡元培當年留學德國，發現德國人甚至敢於把神學趕出去大學，遂正式進入科學時代。當時的大學堂把經學趕出大學後，中國學術宇宙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頓了一頓，「我搞人文的，不可能反對科學。不錯，整理分布來說，人文佔相對比例很少，但全國多少大學？有多少人文學科的學生、研究員、講師、教授呢？相信加起來比清朝及之前任何一個年代，數量上都多得很。」從數字上看的確如此，今天是人文學者最多的時代，清朝最多是師爺，讀書人最多4萬，現在卻是數以百萬計，當中100萬以上是人文的，實在難稱沒落。

大學排名 是否可信？

另一個有趣現象是，香港的大學排名（ranking）很高，但太重視排名，師生互動少了，大學學風有點倒退，跟西方一流大學比較仍是欠缺，走下去是否健康現象？金耀基認為現象值得理解及同情。「排名問題，在於找指標（indicator）。如全球化的指標就計算多少學生是外國人。我的母校台大在中大之後，據我了解，其實台大學術能力不差。但用的指標不一樣，結果排名低於不少香港的大學。」他表示自己做過大學校長，不能不注意排名，曾開玩笑說：「中大排名高的就可信，中大排名不高的就不可信。」他頑皮一笑重申：「當然這是開玩笑。」旋即又認真起來，「指標不是沒有用，但的確有偏頗。」但不能否認，排名可增加我們對大學在世界整體理解的能力。港大、中大在70年代有資格在國際上排名嗎？不可能。他憶述，當年錢穆先生接受耶魯大學榮譽博士與中研院院士時表示，新亞書院要花500年時間去追。但隨着亞洲崛起（the rise of Asia），必然會造就亞洲大學的崛起（the rise of University in Asia）。

金耀基戲言，自己做的研究類似手工業，從找資料到寫，一手一腳都自己來、一個人做。不是說方法對，就是對個人講，深有同感。「在台灣，對一個人的評價，不完全只看論文（research essay），也看其著作是什麼出版社，是很關鍵。」現在手工業不行，應該申請錢，做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的東西，教授在過程中掛名也好，參與也好，卻是在勢所趨。

為什麼會有一種大學不如以前的感覺，他認為人們往往對過去有所懷念，過去當然有好的。「我們往往只為現在找反面，誇大過去。以為人津津樂道的蔡元培時代為例，不好地方太多，所以蔡元培要保護學生、愛護學生，但不同意學生的事情，他從不接受，絕不會跟隨學生走，他完全是按照老師、校長身份，做應做之事。」

中大師生互動為之一絕

談起大學，金耀基認為中大有個優勢：書院制。「不是想有就有，是歷史造成。基本上可消解現在大學一個重要問題，現在優秀的大學（很少例外），動輒都2萬名以上的學生，龐然大物。在管理上必然是科層制度（bureaucracy，或譯作官僚主義），因為理性。中大的書院，令人生活在一起時，互動性比整個大學好一點。有學系、學院（Faculty）及書院（College）也產生相同的效果，系收的學生較多，也不容易產生互動。」

很多社會學家在批判現代性的時候，都會批評現在人與人之間沒有關照，彼此之間相當冷漠。有次看到一本書，1963年一位叫Harvey Cox的神學家認為，現在的人根本不能跟鄉村時代比較。太過緊密的社會形態，從好的角度是人人監視，難以作惡，但負面來說人沒有選擇權。現代人儘管沒有時間像住在鄉村般跟所有人打招呼，但在人際網絡上可以相對主動，辦麻雀會也好、組織讀書會也好，擁有真正的自由。「不是過去一定很好，現在很差，不是那麼簡單。」

金耀基形容，自己在中大度過34個年頭，其中25年都是有公職的，包括新亞書院院長、副院長，除了大學校長那幾年，其正職畢竟是社會學系教師，每次審查都要有東西拿出來，所以白天忙完公務後，經常會因專注學術研究而做到晚上兩點。「回頭一看，也沒有浪費時間。」事實上，金教授著述繁多，隨便「維基」一查就有《從傳統到現代》、《大學之理念》、《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社會與與中國研究》、《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敦煌語絲》、《學思與生涯》等，可見學術著作豐碩，他這份謙虛，實在教後輩慚愧不已。

專訪金耀基系列之三

本系列文章

• 金耀基：以全球格局審視兩岸三地問題
•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的轉向及挑戰
• 金耀基：科學時代下的大學之道

本社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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