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讀者喜歡比較武功的強弱高低，加上現在手機和網上遊戲的影響，金庸小說最重要的意義似乎都被讀者遺忘。
是非善惡的真諦
金庸寫兩個少年人被糾纏在上一代的仇怨，郭靖自小以報仇為已任而苦練武功，又要應18年之約找楊康比武再共報父仇，郭靖和楊康根本沒有質疑的自由。郭靖經歷血腥戰役導致無辜百姓家破人亡便痛思自己行為對錯，楊康無奈接受自己原來身份，但其後又因為不願放棄高貴地位而走進歪路。兩位主角都為身不由己的復仇命運付出沉重代價。
批判復仇主義的禍害是《射鵰》小說的要表現的真諦之一，以往的惡會變成今日的善，現在人人稱善的他朝又成為眾人之惡。一燈大師願意用自己性命來彌補往日的錯失以抵銷瑛姑的仇恨。他捨身取義反而得成正果，瑛姑放下對仇恨的執着，裘千仞亦能放下屠刀成為一燈弟子。
筆者搜集資料時到過沙田文化博物館內的「金庸館」，注意到主力倡議設館的官員原來是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相信讀者都知道曾先生在1967年的政治取向和他的遭遇，而查良鏞當時被左派稱為「豺狼庸」甚至傳被列入暗殺名單之內。50年後事過境遷，大家都知當年受政治氣候影響，現在應面對現實放下仇怨，共同做為人謀福的實際事情。查良鏞原本想推卻政府好意，最後都答允要求設館長期展覽金庸事物。
近年見香港每天仍然被圍困在仇恨之中，似乎很多人此生都是為報仇而活。筆者大膽推測很多新生代其實都是受人蠱惑作政治籌碼，再加上香港人地位相對下滑，不少年輕人都畏懼競爭而選擇對立來逃避。再讀《射鵰英雄傳》應可從中感悟到是非善惡的真諦，知錯能改便是邁步向善的舉動，不必執着前人或自身過錯而心有餘悸，更不應該用先輩的過錯來誤惑現在生活的眾生去復仇。
老一輩人親身經歷血腥仇殺而懷有敵意尚可理解同情，但筆者深惡有人曲解隱瞞歷史來煽動青年大眾，有如梁任公家書訴說當年兩黨清黨的無情殺戮與那些被害枉死青年的慘況。
大家都有讀過格林童話其中一個「魔笛人」的故事，現今香港大中小學生都是聰慧過人，何解會如童話故事內的兒童被魔笛聲音輕易觸動，但又如固執老人般認定眼前事物是永恒真理？
金庸在《射鵰》內用幾個章節給讀者說明盲目誤信的弊端。小說故事人物可以聽從金庸指揮放下仇恨活在當下，現在又有幾多人能做到？
俠義精神
金庸取梁啟超父子和兒媳的故事套在武俠小說裏。梁啟超雖是廣東新會人，但並不如廣東十虎一樣武功高強，兒子思成更是天生體弱，父母甚至擔心他不能長大成人。金庸怎樣把文以載道的筆鋒和以武止戈的功夫聯繫？筆者找到這本梁任公於1904年在日本寫成的《中國之武士道》。
梁啟超在書中自序道：「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嗚呼！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 。」任公於是憤然下筆以此書喚醒中華之魂。更令筆者偑服任公的，是他以孔子為俠義之首，一洗眾人以為孔儒為愚忠與儒弱的錯誤見解。今天再了解儒學真義應為「人需」，即是為眾人之需要而致力修身立德向善，是實務之學，濟世之用，亦等同於捨身為人的俠義精神。
《中國之武士道》載有71個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地位顯赫的有君主、將軍、宰相、太子。低下階層的有僕人、漁夫、民婦、甚至屠夫都能成俠士之列。這便理解金庸把梁家三人寫入《射鵰》內成為俠義之身的理由，只要具俠骨仁心，捨己為人就是俠的真義。絕非要武功高強以暴力制人，能以德智服人更應當是俠義之舉。
小說後記內金庸再提醒讀者：「《射鵰英雄傳》所頌揚的英雄，是質樸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滅國無數的成吉思汗。」
查良鏞再三提到武俠應是俠重於武，不諳武功但能捨己為人的就是俠義的體現。查良鏞實現了梁任公在其大作《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提出的先新小說以新民的願景，金庸小說以俠義精神洗滌一代人的心靈亦可算是俠之大者，「查大俠」之名聲亦當之無愧矣。
現代人更難以想到《中國之武士道》曾經是民國中小學教科書。查良鏞求學時有（註1）否讀過梁任公這部著作？大家可以再合力找尋答案。
註1. 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後引岳武穆詞《滿江紅．怒髮冲冠》一段：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筆者認為《武穆遺書》靈感應有部分源自梁任公的《少年中國說》。
個人簡介 :
「庚戌子」是寫作新手。未遭遇過戰爭洗禮，但經歷過朝代更替，千禧巨變。喜歡尋找另類角度去解釋事物，在兩個世代夾縫中做橋樑的工作。見到近年世事問題多多，嘗試用有限的智慧在日漸沉澱水清的歷史內，找可以解惑舒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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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筆下的是非善惡及俠義精神——《射鵰解謎》後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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