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端詳時代的思考者

封面圖片：平反後，左起：李天正、郭鴻志、王希哲、陳一陽在東方賓館接受法國記者的採訪合影（網上圖片）

1973年12月，一小群廣州青年將《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一文寄送毛澤東，作者署名李一哲。1974年11月，李一哲將此文修改，又加寫序言，公開張貼廣州市街頭。文章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喊出民主與法制的社會強音。李一哲文筆犀利充滿思辨的邏輯力量，石破天驚，轟動廣東，震驚中央，影響全國。可謂文革中後期最具影響力的歷史文獻。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全文及序言共二萬多字，主要論述幾個問題：

（一）林彪集團的政治特征是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其社會基礎是特權和新生資產階級。李一哲對他的新解釋是「新的資產階級的占有方式的本質就在於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為私：當國家或事業企業的領導人將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實行再分配的時候，他便會實際上對這部分財產和權力實行了新的資產階級私人占有。」

（二）林彪路線的表現是「左」，李一哲不同意毛主席批「極右」，反對批「極左」。文章舉到林彪體系人物統管廣東時情況：······公式化的階級鬥爭說教；渣滓舊式的牛欄；比之歷史上的3.18、4.12、5.30、6.23等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屠殺——僅廣東一省被殺害的革命群眾、幹部就近四萬人，被關、管、鬥的革命幹部、群眾上百萬人。同時，在共產主義的口號下，對勞動人民權益實行剝奪，工人多年沒提高工資；農民在無償交高糧，高征購和割私有制尾巴運動中受最大損害。

（三）李一哲關注的民主，主要是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利，是人民對共產黨和國家各級領導人的監督權利。李一哲還提出，在人民內部允許政治上的反對意見和反對派在法律和紀律允許的條件下公開存在的訴求。

（四）李一哲基於對社會對封建性專制的批判，與民主的要求聯繫，而提出關於社會主義法制強烈訴求，是文化大革命群眾思潮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在當年，思考者中要求民主者多多，要求法制者寥寥。李一哲針對社會存在的大量踐踏法制的現實，特別希望四屆人大制定法律，懲辦違法的當權者，要求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執法犯法，制造假案，公報私仇，私立專案，私設監獄，大興肉刑，草菅人命，罪惡極大的大夫們的條例。

文革群眾思潮重要突破

李一哲其實是王希哲、李正天、陳一陽三個青年和中年幹部郭鴻志的聯合署名，同時還有很多朋友予以支持和探討。王希哲文革是廣州17中高中一年級學生、下鄉英德茶場，1972年回城做鍋爐工。陳一陽也是17中學生，父親是軍人，曾任黃埔軍校教務處主任，中學畢業一直在廣東農村務農，1974年回城。李正天是廣州美院學生，父親原為國民黨將軍，後率部起義。他1968年因批林彪而被關押，1972年獲釋，在學院等待分配。郭鴻志是省人民廣播電台幹部，16歲參解放軍，17歲入黨，入朝作戰，被嚴重凍傷，失去10隻腳趾，是殘廢軍人，參與李一哲討論，年已40多。

趙紫陽假批判真保護

李一哲大字報轟動羊城，熱心民眾油印小冊，廣為散發，很快被廣州市委、廣東省委宣布為反動大字。從1975年1月到1976年1月，廣州中大、華師、省黨校，大型企業組織100場批判會。據說當年上面的指示：出了李一哲是個大好事，不能殺，讓他講話，看誰能夠把他駁倒。李正天猜測上面者，只能是毛澤東；王希哲認為當年省委負責人趙紫陽是假批判真保護。李一哲文章雖定性為反動大字報，四人卻沒定性為反革命分子，僅被送往工礦農場監督勞動。但，粉碎四人幫後，趙紫陽調往四川。韋國清主持廣東省委。1977年3月，省委宣布重處理李一哲案，定性為反革命集團，嚴厲鎮壓，王希哲等四人逮捕入獄，全省株連上百人。1978年12月，習仲勳主持廣東省委，決定為李一哲反革命集團案平反。1979年2月省委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布。

李一哲四人獲釋後，李正天從事美術創作、研究，成果豐碩；陳一陽到廣東省哲學所、省社科院圖書館工作，研究國學、佛學，2007年退休，被聘為國學客座教授；郭鴻志繼續工作，後退休，1998年病逝；只有王希哲走的是另一條艱苦卓絕的路······

我在80年冬天，與中山大學中文系二個同鄉好友拜訪過王希哲。筆直的高鼻梁，清澈而有神的眼睛，他給我留下聖徒的形象和印象。我們後來對他敬而遠之是覺得經過文革動蕩的中國社會應該走上安定的局面，國家經不起折騰。在尊敬與客氣氣氛中，他流露繼續革命的意志和決心。我們的主張和願景是體制內外，朝野之間攜手改革，盡量走社會改良的覆興道路。不久，王希哲第三次入獄，後來流亡國外。

不畏虎的年輕人憂國憂民的情懷

無論如何，李一哲的文章是一個時代思考者的優秀代表作。王希哲先生，是我一直尊重的思想者。相信讀過李一哲文章的人忘不了郭鴻志先生寫一段文字：「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兇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動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很多人公認，這是文化大革命中後期思想者的自畫像。什麽時候，我們國家對這些心裏有傷痕，臉上有疤痕的思考者重新端詳，認清他們永遠年輕的心，堅毅的意志的背後還是憂國憂民的情懷，肯定他們思考貢獻，那個時候，全社會可能更快更容易撿回丟失的價值、道德與信仰。知識分子和海內外華人當然更追隨習近平主席創新、追夢，實現中華民族真正覆興。

歷史鐘擺的必然追求歷史的好奇

湯因比說過，「追求歷史的好奇，不僅是一種知識活動，而且是一種感情的經驗。」其實，追求歷史的出發點、目的與過程可以是多元與多維的。我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都有解不開的80年代思想情結，它牽連着我們從60年代文革怪胎裏的脫胎而出，新思想生命中的臍帶。這個臍帶還連接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庫，特別是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思想。中國知識分子還是有基本的認知，1989年六四風波和90年代商品化大潮，中斷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進程。這一斷層，是危險而慘烈的，但又是歷史鐘擺的必然；這個歷史反作用力，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好處也極為慷慨，既有財富的急速增長，也有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啟蒙。但是，該到了又一個恢復我們民族的歷史記憶的關節點了，正如現在我們需要青年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來修補中國式社會主義大廈的缺口，也需要重新找回新中國67年來，最有激情與理想的那一代青年思考者和英雄，他們精神與英魂應重新發現、評估、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