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南巡講話議養雞割尾巴|丁望

封面圖片：毛文革期間（1966—1976），民眾舉毛像「鬥私批修」，涉及「割資本主義尾巴」。（網絡圖片）

雞年道苦溺涉姓資姓社

雞年說雞故事，不少港人津津樂道廣府菜白切雞如何好味。北京、廣州等地網民的春節留言，說雞故事卻往往是苦澀的；有人重提小平的南巡講話、養雞關乎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故事。

在毛時代，農民私養豬、雞、鴨，竟扯到「姓資姓社」，與高層政治鬥爭有關，許多港人或會感到匪夷所思。

春節前後，是小平南巡（1992.1.18—2.21）25周年，如非政局左轉、局部回到毛老路，北京黨媒應有紀念文章。這幾天，黨媒刊出的，盡是突出核心地位的主旋律。

小平南巡的主要考察城市，是深圳、珠海。他的南巡講話針對八九學潮後的左局，新領導人發表「七一講話」（1991），提出兩種改革觀和「姓資姓社」之問。他強調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不要糾纏於「姓資姓社」的爭論，應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政治上要「防左為主」。

春節期間，北京等地的網絡留言或微博，有人讚揚南巡講話和反左的「歷史意義」。還有人趁雞年而重提雞故事，談得較多的是「割資本主義尾巴」，在說笑話中反諷現實社會的「左調」：「姓黨不姓黨」之問、「姓馬（克思）還是非馬」之問。

三隻雞姓社五隻鴨姓資

「割資本主義尾巴」是毛時代的政治口號、政治運動。所謂資本主義尾巴，主要指農民種自留地（種菜的小塊菜地）、自養畜（豬、雞、鴨）；其次是指城鎮的私人工匠（個體戶）幹私活賺錢，有人違反「統購統銷」政策在黑市做小買賣。官方禁止或嚴限種菜、養雞，既使農民生計困難，也使城鎮的食品供應更緊。

在說雞故事中，有網站重刊田紀雲過去談「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事。今年88歲的田紀雲，曾任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副委員長。他提到1965年在貴州的見聞，說農村人民公社管控農民甚緊：

「搞點家庭副業還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一家養幾隻雞都有規定，超過是不行的。哪塊地種什麼都要按上邊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規定的很細。種的不對，就要拔掉。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簡直成了公社的『奴隸』，失去了生產的自主權，更沒有產品的支配權。」

萬里也說過，農民在人民公社像個奴隸。

在農奴化的公社，農民與生產隊、公社幹部的貓鼠遊戲是：「一見隊長來得急，家家戶戶藏母雞。」怕母雞被沒收或殺掉（號稱「割資本主義尾巴」），沒有雞種生蛋孵小雞。

1976年10月江青被推倒，文革卻未結束（稱1976年10月文革結束是誤說），接著而來的是後文革（或稱「後毛」）時段，一直延續至1982年。

在「後毛」時段，許多當權者仍推動「割資本主義尾巴」和「農業學大寨」。1978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副總理鄧小平（主席、總理均為華國鋒）訪問緬甸、尼泊爾，返程途中到成都，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1985年各省第一書記改稱書記）趙紫陽談經改，觸及「割資本主義尾巴」，有一段話成為「反左經典」：

「有些地方養3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5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

他認為「這是錯誤的，是形式主義」。

文革期間的豬肉「返還票」（或稱「賣豬留肉票」）。農民把私養的豬按官方收購價格賣給官方肉店，可獲「留肉」若干。（網絡圖片）

高學蘭事件　養雞也有罪

3隻鴨（雞）和5隻鴨（雞）之爭，源自廣東對「農民搞副業」的爭論。1977年11月，小平到廣東考察聽地方幹部匯報，才知道這種怪事。胡溫新政時段（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拍攝的《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2014年放映），讓觀眾從片集中重溫3隻鴨和5隻鴨之爭。小平「開金口」之後，廣東農村「先改革一步」，可以私養豬、雞、鴨，不必擔驚受怕了。

在貧困的西北各省，農民生活很苦，卻仍不准養雞，1980年仍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甘肅省（1958—1962年餓死很多農民）發生轟動一時的「高學蘭事件」。

甘肅蘭州市西固區陳坪公社的農民高學蘭因病不能下地幹活，靠做司機的丈夫買點飼料「偷偷摸摸養雞」，被幹部稱為「搞資本主義土圍子」，面臨「割資本主義尾巴」之困。1980年夏天，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聽聞此事，表示支持農民「搞些副業」，風波才過去了。

宋平沒下令「割資本主義尾巴」，是因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主席制）胡耀邦和主管農業的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萬里，大力推動農村經改，支持試行包產到戶，救助飢餓中的農民。

家長一言堂　遠離法治路

私養幾隻雞，居然有復辟資本主義之嫌，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現在雖已無這種荒唐事，但許多人期望「汲取歷史教訓」，防止類似的左禍再來。

「割資本主義尾巴」和「農業學大寨」持續很長時間，暴露「一黨領導」體制弊端。

弊端之一，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公權沒有法律和制度有效的制約，人權缺乏保障，個人崇拜的造神卻熾熱，以致形成一人決策、一人聲音的家長制一言堂。

毛時代的家長制，有反智、反科學的亢奮，衍生違背常識、勞民傷財的蠢事：全民土法煉鋼，競放水稻畝產數萬斤的「豐產衛星」，「割資本主義尾巴」和「農業學大寨」。其禍，恰如《孟子．離婁》言：

「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弊端之二，以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論」管治社會，各級當權者以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行事，任意編造階級敵人、階級鬥爭；以「資本主義復辟」為藉口，實行漠視民疾、不顧民意的極左政策（如公社的農奴體制、收回自留地），以「割資本主義尾巴」為名的管控手段，恫嚇民眾絕對服從，以維護家長、長官的「絕對權威」。

產生這些弊端的根源，是社會遠離法治軌道，當權者沒有人本施政觀。

本文原題〈養雞3隻5隻姓資還是姓社〉，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