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國全：香港自由經濟須解除束縛

近年不少人研究新加坡經濟，藉以比較本港的發展。本社最近邀得政府前經濟顧問郭國全教授作一系列深度專訪，一連兩日探討香港經濟發展可以借鑑新加坡的地方，以解決目前本港遇到的經濟問題。昨日郭國全指出本港土地供應緊張，造成營商成本上升，帶來不少社會問題。作為政府前經濟顧問，郭國全認為新加坡的發展對香港有什麼啟示？

「新加坡多年來由政府推動社會發展，有三個特點：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其中儲蓄比率較香港高很多，以2013年為例，總國民儲蓄（gross national saving）佔香港GDP比例27.3%，新加坡則為44.6%，即香港平均每賺$100就儲起$27，而新加坡就儲起$44.6。」

郭國全說：「長遠來說，高儲蓄、高投資帶來的經濟高增長會令消費上升，但直至近年，新加坡人的消費佔 GDP 比例卻不斷下降。不過，儘管如此，新加坡長期低於香港水平的 TFP 在近十年追近本港，甚至有時更超越我們，這個跟香港這些年來政治爭拗不斷、經濟持續吃老本不無關係。」

既然新加坡模式能令經濟增長超越香港，那香港有沒有必要轉換政策模式？「這是另一個大題目。在經濟學上直至十幾年前仍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遠比政府主導經濟好，你看看蘇聯和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大陸，那時他們的經濟表現如何比得上西方世界的自由經濟？但過去30多年間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讓世界看到『半政府主導、半市場經濟』的『中國模式』成績。與之相反，歐美自由市場近年卻浮現出種種問題。對資本主義較明顯的不滿包括貧富差距擴大；經濟快速增長帶來對資源持續性發展的擔憂；很多發達國家出現的高負債以致帶來對下一代的負擔等等。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世界都在問一個問題：What is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令人反思資本主義的發展。」

「隨着時代改變、科技發展，資本主義會不斷面臨新的問題。有的問題自由市場自身解決不了，一定要政府行為例如改變規則去解決。但是自由市場的基本概念是要有合適的機制、有效的法律和公開的遊戲規則，讓不同的創意、企業、個人公平競爭，優勝劣敗。市場不斷自然調節，自我完善。要求政府高瞻遠矚，積極推動經濟發展，政府做對了當然沒問題，而且往往很快見效。但是政府大多是被政治力量推動，如果政府做錯，不但會繼續，而且很長時間也轉不了彎，最後到大錯特錯的時候才改正就太遲了。」郭國全認為，資本主義確實沒有政府統籌的力度那麼大，但自由市場最大優點是長遠而言存在這個自我完善的機制。郭國全指出：「長遠來說，效益好才是最重要的。效益好才可以盡量減少不良結果，經濟發展帶來的種種問題，例如污染等，都盡量要靠最佳效益去減少問題，要讓資源用得其所，用得最有效益，這就是香港的TFP長期以來保持在高水平的原因。」

郭國全認為本港自由市場經濟運作到目前依然良好，樓價高、高就業就是經濟强的指標。當然如果香港的土地、樓房和人才的供應能增加更快就更好。「現屆政府的政策雖然說明要有更多作為，但其實干預尚算適度，仍保持自由市場原則。政府最重要是做好當前管理，這牽涉到一般的法律制度和日常社會秩序，如學校、法院、警察、消防、救傷隊等正常運作，以及交通暢順等，否則很多事情都會做不好。第二是對未來有利的投資，包括教育、基建、法律體制和其他制度上的更新。這可分硬件和軟件兩部分。直至現在政府在維持日常社會秩序的工作表現是不錯的，香港的公務員系統近年來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多，但你跟一些移居外國的朋友談談，就明白香港很多公共服務還是世界一流的。對於未來投資，香港也有很多爭議，比如有一些人會說政府應該投放更多資源於教育。但我認為問題在於法律的更新上，因為有很多法律已經過時，我們的立法會根本沒有時間處理。」

郭國全認為立法會已經沒時間精力發揮應有的作用。「自九七年起立法會通過的法例比以前少和慢了很多，例如在商界有一條很重要的法律——《公司條例》，討論了多年終於獲通過，但比起先進國家仍然是慢了一大截。早前有一宗新聞，醫務委員會花了9年時間才完成一宗醫療失誤的投訴，這宗延誤除涉及人為因素外，亦揭露了不少制度上的問題。早前已有法官多番指出，檢討條例已是刻不容緩，但是政府有那麽多的法例要修改，在立法會的議程上却出現堵塞，這個情況是香港的另一個隱憂。」

訪問到了尾聲，郭國全教授指出，土地供應問題是香港必須面對的難關，過去不少政府的房屋政策都有檢討的必要，而非單純埋怨地產商和地價高企。有關內容將會留待下一篇專訪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