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哈佛：一個中國女生的名校夢

據智美本人回答，她想執着地把每一件事都做到完美，自己卻不知這應該算偏執還是平衡。這個問題很複雜，我自己大致列出四個理論，不同理論解釋悖論的結果不一樣。我按照悖論被消解的程度將四個理論排序。

一、資源論

中國教育資源的人均擁有量嚴重不足且分布極為不均。面對這樣一個局面，為了照顧公平、維持社會穩定，幾乎一刀切的高考制度成了權宜之計，且很難被取代。於是高考制度在這樣的政治社會背景下，從程序上保證了相當程度的公平。

然而，一刀切的高考如同一個頂層設計，它將影響並且塑造中國教育的各個層面。一個窮孩子，通過高考，有了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的通道；而一個富裕的家庭，如果不去爭取額外教育資源，孩子最後獲得的，會被整個一刀切的制度拉平。正如平均主義帶來的惡果，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教育的思想市場（Market of Ideas）無法形成。

中國教育體制的弊病，一句話概括：教育的價值很弱，篩選的價值很強。這種教育制度，好像一個篩選機器（Sorting Machine），過早篩選，時時篩選。然而篩選出來的並不一定是真正優秀的人，而是最會考試的一類人。「核心競爭力」（Core Competency）即做題。

即便對於七中育才的許智美，如果完全按部就班，對她來說等於「荒廢熱血」，將自己「稀釋於荒誕的洪流」。許智美的父母對教育資源敏感度相當高，具有極強的「教育獵頭」素質，經常給智美請到十分「特別」的老師。智美的鋼琴曾拜師於李雲迪的老師、着名的鋼琴教育家但昭義。這樣說來，智美算是李雲迪的小師妹了。智美爸提到過，多年前但昭義老人家，一堂課45分鐘收1,200塊，還要挑有潛力的教。

智美的一對一數學老師，北大數學系畢業，如同她親哥哥一般，一天數個小時手把手輔導她。英語除了貼身外教，我偶爾教教智美英語，帶她參加比賽，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人生謀事」的角色。我教她英國議會制辯論，帶她看《經濟學人》雜誌和 TED 演講；智美要代表學校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David Gross 交流，我為她出謀劃策。

說到英語比賽，記得某年帶智美去北京比賽三天，智美媽主動支付我8,000元的日薪，往返頭等艙。一般的家庭絕對沒能力支付，不少富裕的家庭也會大開眼界。智美家為她獲取的教育資源是很可觀的，雖然資源利用的效率難以評測。「偏執」與「平衡」的悖論，在極為優良的資源獲取中，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

二、跨界論

互聯網加速了創新，「跨界打劫」成了創新的主旋律。凱文·阿什頓（Kevin Ashton）所着的關於人類創造史的書《如何讓馬飛起來》（How to Fly a Horse：The Secret History of Creation, Invention and Discovery），總結出編織創新的五種針法：1）給予；2）借用和移用；3）雜交；4）明顯化；5）互動。這5種針法是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角度去聚焦創新活動。

很明顯，創新在這裏可被理解為「織網」。如果腦子不夠用，就得去向社會借腦子（borrow the brain）。腦子愈多，創新的節點就愈多，網絡就愈綿密，整個社會的腦力（brain power）就愈夠用。然而對於一個初中生，通過廣泛涉獵不同學科、技藝，在後者之間至少會產生「借用和移用」，「雜交」，「互動」三種作用，在微觀層面激發創新。通俗地講，就是舉一反三。

智美對自己的「跨界優勢」（The Crossover Advantage）也有一定意識。截止到2014年，她連續六次獲得成都市優秀藝術人才鋼琴組一等獎，三次獲得十佳。這些獎，雖然被認為主要作為升學用，但能堅持六年始終如一，一定費了不少時間。

智美爸向我提起，但昭義老先生曾提議讓許智美走鋼琴專業路線，全身心投入，一天練琴十多個小時，以後做「李雲迪式」的培養。智美一家想了想，還是放棄了，這種「刺蝟」（注：參見前面的刺蝟和狐狸）做不得。

許智美廣泛涉獵各門學科競賽，以及類似騎馬、芭蕾舞、二胡、滑冰、游泳等各類技藝，那有沒有具體的跨界優勢呢？

許智美的回答如下：

學術方面比如數理化，特別是數學好了，物理化學的計算題等等上很有優勢；課外說，比如音樂對舞蹈的節奏感有好處，跳舞和滑冰的平衡感對騎馬有幫助，滑冰和舞蹈互相有好處。（但是）說實話，寫完很多英語作文再寫語文作文的時候感覺有點力不從心。那些超美但沒有多少邏輯和實際意義拼命煽情的句子都快忘了。

看來許智美的跨界，具有一定「溢出效應」（The Spillover Effect）；而在邏輯意識和「言之有物」方面，英語作文甚至對中小學語文作文產生了「擠出效應」（The Crowding Out Effect）。總的來說，智美的跨界，在某種程度上也消解了「偏執」與「平衡」的悖論。

三、反饋論

如果陷進一種反饋循環，要掙脫出來很難。舉個例子，一個戒了毒的人，再度染毒的幾率很高。這不是簡單的自制力問題，而是吸毒者的社會關係網絡沒有斷。人說到底是處境的動物，需要周遭給予的反饋，很多時候身不由己，自制力和理性都失效。想想孟母三遷，還是挺有道理。

再舉個例子，一個網游上癮的孩子，往往是因為在網游中獲得了一種存在感和認同感。網游提供了一個周期很短的「正反饋循環」（Positive Feedback Loop）。砍一下怪，就掉一點血；殺一個怪，角色（Avatar）就賺一點經驗值；一個下午可以升好幾級，過一關有獎勵，運氣好還能打出全新的裝備。網游之所以容易上癮，秘密在於它的「反饋循環」周期被設計地很短，而且被數量化（quantified），公開透明。基本上，點一下鼠標，就有一點反饋。如此容易獲取的「正反饋」和隨之而來的認同感，一般的孩子怎能不上癮？

考試也是容易上癮的，尤其是考霸。考試的「反饋循環」周期較短，做完一道題，如同打了一個怪；做完一套卷子，如同升了一級。一場考試，短的60分鐘，長的120分鐘。老師改卷子快的，第二天就能公布分數，大考還會張貼成績榜。整個反饋循環不僅高效，而且可視可感。這類正反饋，尤其以中高考刷題為代表。有了標準答案後，卷子好評判了，分出的快，學生得到的反饋也快。考得好的學生，被訓練地刷題刷出了存在感；考得不好的學生，或臥薪嘗膽，或有苦不說，或看破紅塵。

考試與網絡游戲的區別，本質上或許是：前者的反饋周期一般是60到120分鐘，後者可以短至幾秒鐘（打一個怪）。那些考霸，或許就是最適應60至120分鐘一反饋的人，巴不得考完後，立馬就知道自己和別人的成績。智美在取得全年級第一以前，也免不了這種「短周期反饋」的誘惑。

以刷題為代表的短周期循環，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幫助學生測評知識點的掌握，幫助老師評估和調整教學；另一方面，答案過於單一，以知識再認（re-identification），而不是注重知識形成過程（Knowledge Formation and Its Etiology）的刷題，讓學生的大腦逐漸變為別人思想的「跑馬場」。

於是，最後比的不是誰有更好的觀點，誰能最好地解決問題，而是誰的跑馬場能讓「別人的馬兒」（即：別人的思想）跑地又快又好。智美在考到年級第一之前，也在從事「為別人跑馬」；拿到第一之後，壓力和焦慮也隨之而來。

真實的世界裏，人的活動的反饋周期可能相當長。一個創業項目，如果能存活，兩三年下來還不一定初見盈利；一項突破性的研究，可能要一二十年的孜孜不倦。反饋的周期愈長，就愈需要一種對未來敏銳的嗅覺和更廣闊的思維格局。一個適應90分鐘一反饋的考霸，和一個能夠忍受七年之苦的奮鬥者，無法劃上等號。

智美能讀完一些原版小說，讓反饋周期從考試的120分鐘，擴展到十幾個小時，已經很不容易（注：很多孩子，在初高中階段，基本沒時間或心思讀完幾本好書）。

然而，她的時間被占用過多，很難體驗到反饋周期更長的活動，比如寫一篇長文，做一些「從0到1」的項目。從反饋論來看，許智美無法超脫「平衡」和「偏執」的悖論。畢竟，應試走的好，從現有體制的層面是一種「平衡」；從人生的層面，是一種負面意義的「偏執」。

四、風控論

當一個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生活的重心會發生從「資源獲取」（Resource Acquisition）到「風險防控」（Risk Management）的轉變。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Ulrich Beck）將這種社會稱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社會一旦富足，風險管理重要性凸顯，獲取新的資源反而退居二線。同樣，在移動設備日新月異的今天，人們對風險防控的焦慮，也悄然潛入。舉例說，不少人的蘋果手機，電量低於30%時，就開始擔驚受怕。有的是怕關鍵時刻沒電，有的怕的僅僅是怕本身（Fear Itself）。對風險防控的焦慮，隨着生活被量化和透明度的提高，開始侵入了我們的潛意識（subconsciousness）。許智美拿到年級第一後，也進入了這種焦慮。

智美坦言，為了考第一，花了很多時間在刷題上。經常會有感嘆：What have I lost in order to get the first!?」（為了年級第一，我失去了多少啊？！）就實用性來說，她感覺「沒有必要刷那麼多的題。損失了不少可以用來提升自己其他方面的時間。」而遭遇風險防控帶來的焦慮後，她其實壓力山大。

我問她當時有沒有 Rat Race（注：直譯為老鼠賽跑，即無休止的競爭）的感覺，她說這個形容太貼切了：

考第一後，下一次考試就只有兩個選項：不是保持原樣就是倒退。所以自己的壓力真的超級大。加上同學老師都在拿自己舉例子，常常擔心如果拿不到第一會怎樣。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有一些事情屬於邊際效用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的，例如吃自助餐，吃到一定程度就吃不動了。另外，對於某種自然資源極為豐富的國家，如果過分依賴這種資源，會出現所謂的「資源詛咒」（The Resource Curse），或者說是「富足的悖論」（The Paradox of Plenty），導致經濟結構過於單一。當資源價格出現波動，容易引發危機，例如石油豐富的某些中東國家。

智美拿到體制內的年紀第一，就要面對通過刷題來保持第一，而刷題本身是邊際效用遞減的。同時在以做題作為核心競爭力的教育體制裏，這種做題能力的「富足」，也成了一種詛咒，因為評價標準太單一，連標準答案也只有一個。初一初二時的許智美，在應試的加冕與摧殘下，犧牲了不少靈氣。學海無涯，學習應該盡量嘗試，變得風險厭惡（Risk Averse），反而是一種自我設限（Self-limiting），容易變得井底之蛙（Tunnel Vision）。風控論下，「平衡」與「偏執」的悖論最為顯着。

「優秀的綿羊」還是「馬戲團的獅子」？

我們再次回到這個問題：許智美到底是不是一隻優秀的綿羊？

在之前作出否定的回答的基礎上，這裏做一個肯定的描述：智美是隻曾一度關在「馬戲團的獅子」。體制內的教育，如同一個馬戲團，訓練的要義基本上是條件反射的強化。中國教育的不少弊病，說到底是違反了孩子的天性。

如今，智美即將邁入安多弗，獅子要回歸森林了！這將是一個廣闊而富有挑戰的平台。

其實，智美去年在安多弗夏校的學習，體味到了學業的挑戰性。智美媽說，當時智美一個人去安多弗夏校，上生物課，專業詞匯太密集，智美有時會聽不懂。記得當時智美在夏校還給我發微信，問我一些生物實驗的設計（注：筆者本科學的是生物技術）。可喜的是，她相當有韌性，最後選的心理學（Psychology Current Issues 02）和生物學（Biology First Year 01）取得了非常優異的成績。

中國教育體制內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一點在馬戲團生活的辛酸。然而，馬戲團裏也能出狀元，任何一個體制都有辦法為適應體制的人加冕，而任何一個馬戲團的動物也可以暢想「飛躍馬戲團」（One Flew Over the Circus Troupe）的自由。

未來的人生無限廣闊，祝智美和中國千千萬萬的孩子，心中有夢，並保護好它。

（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