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戰之後 香江再定位

美國大選臨近，世界政經格局面臨再洗牌，美國國內經濟政策何去何從，其改變又會怎樣影響香港經濟的發展？

特朗普經濟學主張降低稅率、減少政府監管、控制移民，和主導美國製造業回流；對外行單邊保護主義。假如繼四年前再一次發生「大選驚奇」，近期受全球資本追捧的新能源版塊將回吐，中美關係在短期內將升温，而環球地緣政治將會升溫，化石能源將再一次受市場青睞。

相反，拜登現時定位有些尷尬。在全球民粹盛行，左右派極度分裂的情況下，在擁抱自由開放民主黨中，拜登屬温和建制派。我們可期望他當選將重視「環境、社會、企業管治」（ESG）概念，行左派政策；對外被黨內和國內鷹派綁上「新冷戰的戰車」 行自由派現實主義，着重透過外交和多邊關係極大化華府利益，和中國關係亦敵亦友。筆者可預視新能源及基建相關行業將會受惠。化石能源，醫藥及金融等產業則受累，拜登首推環保概念政策及擴大奧巴馬醫保。

即使哪位候選人當選，美國及其盟友對中政策也勢必更趨強硬，儘管在形式及手段上或許有所不同。當美國視香港為中美貿易戰及新冷戰籌碼，國家亦不會輕易讓步及妥協，可預視針對香港打壓及制裁將不斷，像獵人捕捉到獵物一樣──至死方休。

香港面臨的困境是「前有狼，後有虎」，金融業、貿易及物流業首當其衝。東京、新加坡和倫敦均希望瓜分香港經濟發展的「遺產」。近日，日本財相麻生太郎更打開口牌，稱香港吸引力減弱屬日本機遇日本將研究成立銀行業經濟特區，希望吸引香港人才及生意。

如此種種，香港經濟，休矣？

在「雙循環」中尋寶，「大數據」新賽道再出發

本港在社會運動，新冠肺炎，及中美博弈等三大本地及環球因素夾擊下，短中期內的經濟要重拾增長不容樂觀。觀乎保就業計劃即將完結，加上近日有大型企業大規模裁員，勢必在其供應鏈掀起裁員漣漪。政府的失業數字向來滯後，本地真正的失業人口恐怕早已達雙位數字，民生苦困。

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之時，提倡以雙循環作為新的經濟引擎帶動三頭馬車（出口、消費需求和投資）增長。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及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所研究員George Magnus（2020）指出：雙循環就是作為「中國製造2025」產業戰略的一部分。其一，是作為後來者的優勢，比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速度更快。其二，是換道超車優勢，內外需相互促進，加強新的產業革命時期（發展 5G，半導體及雲端服務等），艱鉅的改革最終將使中國國內內需受益。中國看到一個更為緊迫的政治和國家安全議程，利用華府目前的政治和經濟分歧和干擾，加速中國與美國的脫鈎並減少對美國高科技產品的依賴。

在中美博弈時，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分子，只能選邊站配合國家雙循環大局發展。有意見認為香港的角色將會被邊緣化，筆者認為香港從來也是外向型經濟，不與時並進早晚也會被淘汰。過往數十載香港靠四大支柱產業發展，但當世界經濟劇變，如受大眾鍾愛的銀行股也有不派股息的一天，股價一沉不起。正如香港現時所面臨的困境──當老牌藍籌及舊經濟退場──坐食山崩，不是上策。

綜合美國大選形勢及配合國家政策，筆者（2020）早前倡議本港以再工業化為第三次經濟轉型主軸，重拾增長勢頭。本港產業發展的重點，應先從比較優勢行業（如金融及醫療）出發，建立高科技製造業。網上銀行、大數據及金融科技化是未來新經濟的趨勢，亦是雙循環的重中之中，以數據流帶動技術、資金流及人才流。

其中一項可以考慮加大發展的項目是數據中心（IDC）。本港在數據中心具競爭優勢，在電訊基建配套及國際頻寬接駁能力，本港均達至全球最先準水平。加上國家大力加強自主研發，國內數據中心需求勢必大增戴德梁行（2020） 研究發現，2018至2020年（首8個月）的整體交投量已達57億美元，是2015至2017年同期的7.2倍，香港位列亞太區最具吸引力的數據中心選址第四，緊隨新加坡、悉尼及東京。如本地薑數據中心龍頭新意網（1686）屬新地（16）旗下，以舊經濟帶新經濟，在協同及規模效應下發展， 力證香港也有能力及資源發展大數據產業鏈。

近年香港年輕人上流機會不足，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缺乏多元出路。需求驅動下，尖子大都投身銀行及專業行業，其他年青一族難以找到平台加以發揮興趣，導致人才流失，長遠而言不利本港雙創發展。有見及此，香港大學去年也乘着此發展願景，推出了跨學系金融科技本科課程，為香港建立及培育「未來人才庫」，解決高科技新經濟產業鏈人才荒。

近年，筆者亦留意到傳統地產商及一些大型企業開展創新部門，投資初創發展及新業務，筆者期望不只是「塘水滾塘魚」。哈佛商學院教授 Michael Porter （2011） 提倡的創造共享價值 （CSV）──回饋社會不單只是企業社會責任 （CSR） ，精心策劃也能為公司創造可持續ESG 業務價值。

香港要成功再工業化，除商界的支持外，亦需有賴政府對科研的長遠財務及政策支持，並拆牆鬆綁。如此種種，香港作為中國最開放的城市，不但能在雙循環中發揮作用及貢獻，更能為香港殺出一條血路，改革產業結構，帶動經濟復甦。

參考文獻：

Cushman & Wakerield （2020） Data Centre Advisory Group

George Magnus （2020） Xi’s Dual Circulation Strategy: Can it succeed?,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China Institute

Mcihael Porter （2011） Creating Shared Valu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鄧希煒（2020）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還等什麼？

原刊於《香港01》，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鄧希煒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教授（經濟學）。此前，曾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經濟學副教授。另擔任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研究員、德國Ifo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以及英國全球化及經濟政策中心研究員。曾任世界銀行、聯合國及亞洲開發銀行顧問，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哈佛大學等擔任訪問學者。《國際經濟學報》、《比較經濟學報》及《中國經濟評論》編委會成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畢業，主修數學，及後在麻省理工學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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