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的科運與社會

「高中通識教育科的爭議在社會從未停止，未來改革方向必須糾正過去通識教育科被異化的問題，讓這個科目重新成為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培養明辨慎思能力……」這是2020年特首《施政報告》內關於「通識教育科」的一段文字。為何一個高中必修科竟然會在《施政報告》內備受關注？焦點應在於「爭議」這兩個字，在其他場合亦聽過有高官指，從第一日開始通識教育科爭議就未曾停止過。

作為一個學科，通識教育的發展，等同這個學科的命運都是有起有跌。上述文件發表後已有某些變革措施的吹風，令關心通識科發展的學者和前線人員對科運的未來走勢有所憂慮。

通識的科運與教育發展

在較多爭議出現前，其實通識教育科一直已存在，是個預科高級補充程度選修科。與其他學科有不同之處，高補通識教育科屬於技能取向的科目。當年的課程指引清楚列明本科「擴闊他們（學生）的視野和學習技能，提高他們對自己的認識，並對自己的社會、及這社會與日新月異的世界的相互關係作出批判性的了解」。另有宗旨讓學生學習如何協調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所採用的不同方法。

從教育學生和課程發展角度來看，雖然高補通識早在1992年設立，目標並不過時。在紜紜眾多主打硬知識的選修科中別樹一幟，但那時開辦高補通識課程的學校不多，修讀人數亦偏少。

從教育角度來說，這個科的宗旨和教學法，均有利學生適應知識型社會和終身學習的需求。相信正因為這個特徵，在揭起教育改革戰幔後學科的命運可以來個大反撲。第一是列為必修科，所有學生都要修讀。其次，課程覆蓋範圍廣闊，與高補只揀兩個單元修讀的格局截然不同。

由於這些改變讓新高中通識立刻火紅，隨之而來的爭議多集中在師資、運作、沒有教科書等教育專業範疇內，社會上未有尖銳的爭議。

通識的科運與政治紛擾

在風浪頂過了十多年後，因2014年的激烈社會衝突事件爆發，坊間開始出現對通識教育科的負面批評；很多時評論更把課程與社會衝突扣連成因果關係。細心地閱讀課程文件將會發現，被負評歸咎的議題「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其實只是十多個主題之一。受批評的着力位、課程所標榜的「批判性思維」技能，往後更被「明辨慎思能力」取代。

社會層面的關注忽然提升，是因為受到政治角力影響所致。其實社會衝突的出現不會歸因於單一理由，但歸咎學校教育的好處是絕不會招來任何反擊。經過了多年的醞釀，學科的命運明顯是受政治互動的擠壓，同時浮現削時減內容的決策。

連最有教育意義的獨立專題研習，這個必要元素很可能被取消或改為可選；彷如將通識教育科的靈魂摘除掉，未來學科的命運確是堪虞。

與課程關係密切的考評，表面看來亦是促使學科發展受壓的幫兇。回顧舊有的課程文件，當中指「本科的重點不在於事實性資料的累積，而試卷也會避免發問一些需要背誦詳細事實的題目」；原本是十分靈活的考核方式。但初期師資培訓追不上導致有教師過分依賴媒體資訊，甚至臆測擬題或評卷的意圖來進行教學和操練。由過去曾發生DSE通識考試翌日就成為不少報章的頭條可見一斑。

通識的科運與學生

通識的科運是由小眾科開始，尤如一個實驗，試行多年後得到不少好經驗；那時候不論推行的、教的還是學的都是有心做好，故成果不錯。結果促成類近科目，如綜合人文科、科學科技社會科等的出現；某程度上新高中通識科就是上述兩科併合而來。

這系列的學科對於個別學生，是很有啟發性和裨益匪淺的；其以技能為本的特色、綜合習得的知識再加以應用，也是適應新時代的學習。往後如改變運作模式或因應管治需要而調整內容，最終只會讓通識教育科走進「死胡同」。

黃冬柏

新會商會中學校長。現為屯門區校長會副主席、屯門區西北分區委員及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 畢業於澳門培正中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主修物理學）、哲學碩士及教育碩士。主教科目包括物理、科學、高補程度通識科等。 教育評議會增選執委及「教評心事」專欄召集人；本身是教評會創會會員及第一至第四屆執行委員、歷任秘書及出版崗位、教評會刊物《教育現場》編委會成員。曾任教師中心諮詢及管理委員會委員，也曾參與香港教師中心出版組工作。近年參與《教育心宴》、《教育同心行》及《教育同心徑》等結集的主編工作。 多年來關注課程發展、學校管理與改進、學生成長和教育改革等課題。過去近30年常於報章發表本港教育、政策及教改課改文章。2003年參加「傑出教師選舉」獲頒優異獎、2011年獲頒海華師鐸獎。曾任考評局物理科校本評核地區聯絡員，亦有出版過中學會考物理教科書及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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