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毋須以通識課去教育|阮紀宏

教育局推出「自願送審」後，通識課教科書中有關「三權分立」的字眼被刪除，又引起爭議，有關三權是分還是分立，政治學家與關注政制設計的人自然會爭辯，問題是在學校該如何講這個概念與實際情況，還是值得研究的。從書架上信手拈來一本舊書，Lies My Teacher Told Me ，作者James Loewen對於美國歷史教科書如何形成偏見、中小學教師使用這些教科書會給學生灌輸一種什麼樣的錯誤觀念，有一番研究，藉此討論香港通識課教科書的問題種種。

藉美國歷史教科書看香港通識教科書

教科書應該如何寫成？史料浩如煙海，尤其是重大複雜和有爭議的事件，牽涉到多少不同陣營的人在不同的時間參與或者經歷了不同的事件，用不同的角度來描述事件的某一個部分，這些描述在傳統以及新媒體中流播，被不同的人詮釋後再次流播，形成第一層的原始紀錄。學者以及研究人員，根據這些汗牛充棟的史料，就發生在某一時空的事情，對某一特定的題目，寫成文章或者專著，經過不同學者的推敲考證，訂正錯誤的事實與觀點，提出新觀點，將某一事件的大圖畫呈現在讀者眼前，成為第二層史料，而寫教科書的作者，應該參照經過訂正的史實和修改的觀點，綜合概括成大事件紀錄，根據不同程度的學生，有針對性地用不同的語言來描述或者提出爭議的觀點。

然而，教科書的作者，往往沒有對第二層的史料作認真的考證，有時候會以訛傳訛引用未經訂正的史實；某些帶有政治偏見的作者，會從特定的角度看待歷史，選取一些符合其觀點的史實作為論據，所以不同的教科書對同一宗事件，也會有千差萬別的描述。

Loewen以美國總統林肯在內戰和黑奴問題的態度作為例證，究竟林肯是支持北方的棄黑奴主義者（abolitionist），還是為了捍衛聯邦才會興師動眾？而林肯後來被形容為解放黑奴的英雄，是否恰如其分？美國不同的歷史教科書，當中很多也是故意忽略相反意見的史實。

美國南北戰爭已經結束了155年，學者對一些起碼的史實都沒有形成共識，雖然黑人從1965年開始在全國都有了投票權，但「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至今仍然方興未艾，究竟林肯對待黑奴問題的看法，對「白人至上」觀念有何影響，至今還是熱議的題目。

香港問題不能跟美國比，要比也只能跟美國的一個州或者一個城市比。但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姑且類比一個情況。美國內戰這麼重大的問題，不同的教科書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偏頗，香港的通識課教科書，為什麼可以對剛剛發生在前幾年的事件，會有一個清晰的定論呢？更何況在引述第一層原始史料時，很多講義沒有說明出處，即使是說明來自某新媒體某一時段由不知名人士發布的資料，沒有受過媒體素養教育的學生，如何分辨什麼是可靠的資料來源，什麼是被故意歪曲事實的媒體操控？如果加上某些有特定政治偏見的教師故意錯誤引導，而學生對佔中事件、反修例風波的看法，是通過通識教育課獲得，問題就大了。

不是每一個課題都可以中立

教育界對通識課莫衷一是，比較「中立」的校長或者教師，願意放下成見，為了盡量給學生一個較為完整的圖畫，兩種對立史實與觀點，都給學生講。比如有學校高層表示，給學生教授《國安法》就應該按教育專業做法，提供不同角度，猶如講安樂死等倫理議題，展示不同國家、文化和宗教的角度。

所謂的「中立」，並不是專業的做法，因為不是每一個課題都可以中立的。安樂死牽涉人有不同的選擇，什麼人可以代替什麼人做選擇，確實是倫理問題，但有些國家立法規範安樂死的做法，這個時候就是如實講述法律是如何具體規定。大學生可以討論倫理、法律的利弊，中小學生缺乏足夠的能力去辨別，只學遵紀守法的問題，況且老師是否有能力去引導中小學生充分理解倫理問題也成疑，法律問題就更不是討論的議題。更何況很多老師對國家安全問題、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應該擔當的義務，有十分強烈的意見，由他們去介紹所謂的「中立」看法，是難以做到的。同理，市民的公民權利與義務，按照《基本法》的條文與精神，給學生介紹詳細的事實足矣，不應牽扯到討論利弊得失問題。

通識課「什麼都沒有」

不同政治觀點的人都認為：歷史是由當權者撰寫的，綜觀古今中外，這又好像是事實，然而，香港現在的當權者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他們的歷史觀都無法體現在教科書內，現在只是刪掉不符合事實的部分，已經引來無端的攻擊，要是真的將當權者撰寫的歷史寫進教科書，香港豈不要翻天？

目前混帳的地方在於，通識課的教學目標不明確、牽涉政治所涵蓋範圍沒有經得起推敲的史實作為教材、教師沒有足夠的訓練去講授爭議極大的議題、作為必考科目沒有客觀公正的評分標準、教育局不敢為此做完整的指引並貫徹執行，什麼都沒有，為什麼還要保留通識課去煎熬老師、學生，並且要社會付出代價，經常為這些「興風作浪」的議題去討論一番？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