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不是鹹魚棄紅與黑模式

人口、生育和躺平人，是近日民生類的熱話題。

兩奮鬥主義初級躺平人

躺平人或躺平主義，是偏向於「不爭」和休養生息，有別於主流人生觀的奮鬥主義。

奮鬥主義是「把握時機、奮鬥向上」；這是官方肯定的，「正統」的主流模式；奮鬥主義的一個非官方推薦的極端模式，是「于連道路」。

1980年代以來，「于連道路」曾受部分年輕人模仿：為打破社會分層的身份壁壘，低端家庭出身者奮力苦幹，不擇手段往上爬，甚至以「性誘惑」攀登豪門，實現「人往高處走」之路。

躺平主義還在初階狀態，未到達晉代陶淵明（365—426）歸隱田園的灑脫；與俄羅斯古代史中的「多餘人」比較，也還有很大差距。

躺平人的部分理念，與陶淵明和「多餘人」有點相似之處，是對現實的無力感。

走于連道路性誘惑手段

社會生態的變化，民生的供求關係（升學、就業、物質供應等），社會分層的流動或凝固，對民眾的人生觀有很大影響。

「于連道路」源自法國作家司湯達（Stendhal, 1783—1842）的小說《紅與黑》。

小說主角于連（Julien）出身於低端家庭（父親是木匠）。他雖聰明、勤奮，卻備受歧視，苦於掙扎；後來經神父推介成為市長的家庭教師。他以英俊的外貌、文雅的談吐和「性溫柔」，迷住了市長夫人，成為她的情人，打入上流社會，有過一段「出人頭地」的日子。

在北京官場，出現過「于連道路」的模仿者，坐上副部長之位。前幾年還有「女版于連」。具影響力的財新網發表〈「女版于連」墜落史：武威原副市長姜保紅的權色人生〉一文，稱：「從一名漂亮質樸的大學生到為謀求職務晉升不惜權色交易，姜保紅的墜落令人扼腕。」^（註1）

躺平懶洋洋三不和四低

躺平主義與奮鬥主義大異其趣。躺平主義的「特色」，是懶洋洋、不起勁。

從網絡留言、微博討論和官報文章考察，躺平主義可歸納為「三不」和「四低」。

「三不」是不介入或不參與，不作為亦無所作為，不胡鬧（更不上街抗議）。

「四低」是低慾望、低消費、低流動、低調低聲音。

有人提出「四莫」呼籲：莫買房，莫買車，莫婚嫁，莫生娃。

被視為躺平主義「宣言書」的〈躺平即是正義〉，稱躺平是要表達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

躺平歇一歇 996大累了

所謂公平、正義，涉及人生起步點的差異，社會分層的凝固（階層流動性弱），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城鄉、工農、地區（東、西、中部）差別和貧富懸殊。

年輕人躺平的抗議意涵，最普遍的是房屋、藥品太貴，教育雜費太高，工時太長，轉變身份太難，特別厭惡「996」（早9點到晚9點工作，除去午餐時間每周6天幹66小時）。

其中有些是全球性的「社會問題」，例如工時太長引起人們疲勞過度乃至丟命。據世衛的調查報告，2016年因過勞死於心臟病、中風病者，高達74萬^（註2），香港亦是「工時長名城」。

躺平人的舉動只是躺平，躺下來靜一靜，尋求安寧的「自我空間」，和平、理性地表達對現實的一些失望。

躺平兩底線並非毒雞湯

他們似有兩條「底線」，一是不聚眾行事；二是不喊口號不舉標語，更不上街遊行吶喊，以免落入「尋釁滋事」之罪嫌惹來麻煩。

官媒發表一系列文章，批評躺平主義。北京《光明日報》的署名文章，稱躺平主義「與朝氣蓬勃、積極上進的青年背道而馳」^（註3），認為要以積極的價值觀引導，鼓起年輕人「奮鬥的動力」。

廣州《南方日報》的署名文章〈「躺平」可恥，哪來的正義感〉^（註4），稱「想做條鹹魚」是「奇談怪論」，「只有奮鬥的人生才稱得上是幸福的人生」；喊躺平「是可恥」，是「毒雞湯」。

對於這場爭論，有學者認為不要「以高高在上」的姿態教訓年輕人，與其「道德說教」，不如了解、分析躺平背後的「社會意蘊」。

在淺水池中打零工半休

躺平人不是完全不能動彈的鹹魚，而是活在淺水池中，還有活水養着，即還有能夠躺平的一點「本錢」。

就民生的視角而言，躺平人的「最起碼條件」，是「溫飽已經解決」且略有節餘。顯現19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民生頗有改善，大部分人不再受飢餓，打零工、從事自由職業的機會則增多了，讓想躺的人有較大的選擇空間。

北京社會學者李培林、崔岩的一篇論文，提到與服務業有關的自由職業者大增，從2008年佔0.1%，上升至2019年的5.6%^（註5）。

自由職業者含自僱者、網店經營、網上代購、慕課（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規模開放線上課堂）的從業者、賣文「拿點稿費的」和私人診所醫生等。

擺賣茶葉蛋啃老應個急

躺平人多半並非完全「躺倒不幹」，有的是半躺、半打零工。例如做點慕課的事或擺地攤，後者被稱為「零工經濟」（gig economy），即李克強總理呼籲扶持的地攤經濟。

清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孫立平，曾分析貧富懸殊下窮人的生存之道：「一些沒有正式工作或失業下崗的老上海人，住在市區，每天賣100個茶葉蛋就可以解決自己生存問題」，呼籲不要在城市化中把窮人都趕出市中心。言下之意，地攤經濟助窮人生存。地攤經濟也讓一些厭惡「996」的人，選擇了躺平之路。

有的躺平人住父母的房屋，有時又「啃老」應急^（註6），總體來說經濟應對能力很脆弱。但是，他們活得比較自由，釋放了「996」的壓力，可從「自我空間」得到一點慰藉。

鳥倦飛知還覓自我空間

絕大多數躺平人，還沒有陶淵明的「經濟條件」。

陶詩人當過祭酒（學校校長）、彭澤令等小官後，因不滿官場風氣而「不為五斗米折腰」，歸隱田園，以釋「鳥倦飛而知還」之情、享「撫孤松而盤桓」之樂。

他不在乎五斗米官俸、躺平得灑脫，是因為有田業，可放租收利。衣食無憂無慮，才有「臨清流而賦詩」的雅興。
當今的中產階層（有房產之類）增多了，像陶淵明那樣灑脫的躺平人諒會增加。

註：
1，財新網2019.1.26。
2，信報月刊（香港）2021年6月號，6頁。
3，光明日報網（北京）2021.6.16。
4，南方日報（廣州）2021.5.20，A4版。
5，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北京）2020.12.17。
6，出生持續減少月光族難成家

本文原題〈躺平人非鹹魚棄紅與黑模式〉，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