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全球化與人道主義危機|鄭永年

冠狀病毒導致一場全球性的人道主義大危機。每天有無數人染病，也有無數生命逝去。從健康到染病再到死亡，這是一個並不長的過程。如果生命是人類社會的基礎，人類智慧的意義就在於拯救生命。不難理解，自冠病疫情暴發以來，人們展開了新一輪的政治制度爭論，即哪一種政治制度更能拯救生命，更體現生命的價值。

一直高舉自由主義大旗的《經濟學人》，2020年2月18日發表一篇題為《類似冠病那樣的疫情在非民主國家更為致命》的文章，對1960年以來所有流行病數據的分析發現，「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條件下，民主國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於非民主國家」。文章說，主要原因是專制政權「不適合處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動，以及公民與統治者之間需要公開對話的事務」。

《經濟學人》在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西方的疫情並沒有像後來那樣嚴峻。如果在今天，《經濟學人》可能要考慮是否可以發表這樣的文章了，因為很難有經驗證據來支持這樣宏大的論斷。冠病橫行，沒有國別的認同，更沒有政治制度的認同。

人們且不作民主與非民主國家的比較，例如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比較，這一論斷也無法對西方的疫情作出解釋。西方民主國家一直被視為言論自由、信息自由流通的典範，而且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先進的醫療和公共衛生體制。這如何解釋西方所面臨的如此嚴峻的生命危機呢？

冠病暴露西方國家的問題

當冠病開始在美國大肆流行時，總統特朗普宣稱美國是安全的，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經濟體，擁有最強大的醫療體制和數一數二的醫療技術。美國的老百姓則沒有感覺到這種安全，因為這個時候能夠給老百姓帶來安全的是口罩、洗手液、防護服和呼吸機等。在缺乏這些醫療物資的情況下，最強大的經濟體也難以為老百姓提供安全。

醫療物資不足是明顯的。4月3日，紐約州州長科莫在每日疫情通報會上，向公眾展示了目前紐約州緊缺的醫用防護用品，呼籲紐約州的製造商轉產加速生產，並承諾將為轉產的公司提供經濟幫助。會上，科莫拿起一個N95口罩說：「令我難以相信的是，在紐約州，在美利堅合眾國，我們連這些材料都造不出來，我們都要向中國採購這些材料，我們還互相爭搶中國的材料，這些不是什麼複雜的材料啊！」

醫院病床不足、人工呼吸器不夠、前線醫療人員缺乏必要防護設備、底層民眾無法負擔高額醫療費用，這些都是冠病疫情所暴露的美國問題。

與其他民主國家比較，美國擁有較低的醫生、病床與人口比率。美國衛生政策非盈利組織凱撒家庭基金會（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美國每1000人口只有2.6名醫生，低於意大利的4名及西班牙的3.9名；雖然美國總體醫院員額高于大部分可類比國家，但近半人力並非臨床醫務人員。

在病床與人口比率方面，美國每1000人只有2.8張病床，這數字雖與加拿大、英國相近，但低於意大利的3.2張與韓國的12張。

美國面臨的更大問題是醫療設備、器材的嚴重不足。在疫情暴發前，全球口罩約一半來自中國，疫情發生後，中國國內口罩需求大增，世界多國也紛紛囤積必要醫療用品；加上美國事前並未針對大流行作準備，國內很快就面臨設備器材缺乏的問題。

高昂的醫療費用更是致命的。凱撒家庭基金會檢視2018年美國肺炎及相關並發症診治費用，預估在沒有出現並發症的情況下，治療冠病須花費9700美元（約1萬3500新元）左右；但若出現嚴重並發症，治療費用或高達2萬美元。這個金額對那些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民眾來說，難以負擔，因此就算疑似染病，也可能因為擔心付不出錢，選擇不接受篩檢治療，或拖到情況嚴重才就醫。

這種情況不僅可能讓一般民眾感染風險提高，也會增加冠病重症病患人數，令醫院負擔更沉重。而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調查，2018年美國高達275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為總人口的8.5%。

不過，並非所有民主國家都像美國那樣。例如，德國的情況就截然不同。德國在疫情初期也出現過嚴峻的情況，醫療物資短缺，還截留了本來應當運往他國的醫療物資。但德國很快就扭轉局面。德國的冠病死亡率僅2%，遠遠低於意大利的13%和西班牙的10%。這裏面的因素有很多。英國肯特大學的病毒教授羅斯曼認為，德國死亡率低的一個關鍵就是早期確診，因為這樣可以阻止疾病傳播。德國每天可進行多達10萬次病毒檢測。

足夠的病床是另一個關鍵因素。德國的人均醫院病床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在經合發展組織（OECD）40個國家中排名第四位。德國每1000人中有8張床位，意大利則為3.2張。德國的醫院數量全歐洲第一，大約為1900所。同時，德國的重症監護病房床位大約有2萬8000張。

經濟和社會的脫嵌

同樣是發達的民主國家，為什麼美國和德國的情況竟然如此不同呢？人們已經從各個角度來探討各國抗疫表現的不同，包括不同的抗疫方法、不同的領導能力、不同的治理制度及其能力等。但所有這些解釋都忽視了一個結構性的要素，即由全球化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的脫嵌（dis-embedded）。

任何國家，經濟是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兩者是互相嵌入的，即經濟嵌入社會之中，社會也嵌入經濟之中。一旦經濟和社會脫嵌，或者脫鉤，就會危及社會的存在，產生生命危機。

經濟本來是社會的內部部分，但自近代資本主義興起到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西方社會經歷了兩次主要的經濟與社會脫嵌運動。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後，經濟被視為一個獨立的領域，有其自身的規律，社會和政府無須干預。這是第一波，是經濟社會在一個國家內部的脫嵌。1980年代以來則經歷了第二波脫嵌，因為全球化，這一波的脫嵌發生在國際層面，資本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各國失去了經濟主權。這一波全球化因此也被稱為「超級全球化」。

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大轉型》中描述了第一波脫嵌。18世紀末和19世紀上半葉發生了兩種變化，第一種變化發生在經濟領域。工業體系迅速擴張，改變了商業和工業之間的關係。生產涉及大規模的資金投資，生產商不願意由政府來控制投入供應或產出渠道。與此變化密切相關的第二個變化，則是經濟自由主義的興起。作為一套思想體系，經濟自由主義相信市場具有自我調節能力，並在此基礎上為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提供辯護，促進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市場調節。這也就是英國放任自由經濟學的起源。

根據波蘭尼的說法，這種自由放任經濟哲學的誕生之初，只是對非官僚主義方法的一種偏好……（然後）演變成一種名副其實的信仰，認定人類的世俗救贖可以通過一個自我調節型市場來實現。亞當·斯密用看不見的手為自由市場做辯護，但到了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則接受了貧窮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也對經濟自由主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說到底，在和社會脫嵌之後，經濟成了自主的自然秩序；因為自然秩序是不可改變的，社會必須也只能服從這個自然秩序。無疑，這種觀點直到今天仍然擁有很多信仰者，無論在實踐領域還是在理論領域。在實踐領域，美國有不少人主張救經濟要比救人更重要；在理論領域，1980年代之後的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把自由市場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經濟自由主義的確推動了經濟發展，但社會對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是一個被人們稱為原始資本主義的階段，人成為資本的奴隸。社會的慘象在馬克思、雨果、狄更斯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描述和分析。這也是一個動蕩的年代。資本主義的慘無人道性質，導致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

社會主義運動推動了從原始資本主義到福利資本主義的大轉型，而最終造成今天人們在歐洲所見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很顯然，這種轉型並非經濟和資本發展的產物，而是社會鬥爭的產物。福利社會既照顧了資本的利益，也照顧到社會的利益，政府通過稅收政策向社會提供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服務。

全球化帶來的利弊

社會主義產生在歐洲，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也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大本營。德國最為典型，基本上實現了社會和經濟之間的平衡，德國的經濟也被稱為社會市場體系。而作為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直到今天在所有民主國家當中，是最強烈抵制福利社會的。奧巴馬總統期間想進行一些具有歐洲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例如針對社會底層的醫保改革），但特朗普一上台就廢除了。

儘管美國也有向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學習的呼聲，實際上也有民主社會主義的需要，但美國仍然是一個資本主導的社會，整個體系圍繞着資本的利益運作。這可以解釋本文前面所討論的德國和美國在抗疫行為上的巨大不同。

應當說，西方福利社會並沒有實現經濟和社會的互相嵌入，而是解決了兩者脫嵌所產生的問題，使兩者達到一個均衡狀態。但1980年代之後數十年的經濟全球化，則在更大程度上導致經濟和社會的脫嵌。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特點，就是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全球範圍內的快速和高度流動。如同上一波，支撐這一波脫嵌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經濟和社會在全球層面（超國家層面）的脫嵌，導致各國失去了經濟主權。今天，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宣稱擁有經濟主權。如同經濟和社會在主權國家內部的脫嵌，全球化也大大促進了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配置，進而創造了巨量的財富。

結果呢？今天人們都在問：個人在全球化中得到了什麼？社會得到了什麼？國家得到了什麼？答案似乎很清楚，那就是全球化除了產生了極少數富人之外，個人沒有得到什麼，因為收入和財富分配愈來愈不公；社會沒有得到什麼，因為中產階層愈來愈小，社會愈來愈分化；國家也沒有得到什麼，因為國家失去了就業，失去了稅收。

冠病疫情則指向所謂的國際勞動分工所帶來的生命代價。西方發達經濟體都面臨醫療物資短缺的問題，這並不是說這些國家沒有能力生產醫療物資，而是不生產了。在全球化下，發達國家把很多低附加值的生產線或產業鏈，搬到勞動力和土地價格都比較便宜、環保要求不高的發展中國家去了。

在和平時期，國際市場可以正常營運，誰都可以從全球範圍內的勞動分工中獲得利益。然而，一旦像冠病那樣的危機來臨，各國政府都轉向內部需要，所謂的全球市場甚至區域市場就不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發達國家面臨物資緊缺，挽救不了老百姓的生命。

經濟和社會可以脫嵌，但社會和政治不可以脫嵌。在民主社會，政治權力來自社會。一人一票使得政治和社會互相嵌入更為深刻。那政府如何解決經濟和社會脫嵌所帶來的問題呢？在全球化狀態下，政府沒有經濟主權，沒有任何有效方法來限制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全世界政府聯合起來的設想，但這僅僅是烏托邦，因為很顯然政府不是統合世界而是分化世界的主角。

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全球化的方式。當推動全球化的發達國家，因為全球化而挽救不了本國老百姓生命的時候，人們就必須嚴肅檢討和拷問全球化了。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人們那麼熱烈爭論全球化的未來。無論這場爭論會導向什麼樣的政策結果，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繼續脫嵌，大規模的生命危機還會發生。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