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日前在眾新聞（亦刊於灼見名家）提出成立一個民間調查委員會以找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發嚴重政治社會危機的種種事實，這個建議得到很多朋友的認同。他們除了補充很多筆者在文中尚未及考慮的問題外，還提出很多有益、有建設性的提議來化解目前的危機，其中一項重要的倡議是來自香港著名腦科專家黃震遐醫生。
反修例爭議惹健康威脅
黃醫生指出，根據「佔中──雨傘」（以下簡稱 OCUM）運動後醫學界的研究發現，這場運動的結局令很多香港人出現不同程度的抑鬱。在一份題為《民主的威脅：民主對身心健康的影響》的研究中，作者發現在 OCUM 之後，在1208個樣本中，高達48%的人出現中度的焦慮症，而其中有14%的被訪者更出現中等到嚴重程度的抑鬱症，見表一：
另一項研究發現，在 OCUM 後長達14個月，仍然有高達32.5%的人出現輕微抑鬱，更有高達8% 的人出現持續性的中度抑鬱，見表二。
黃醫生相信，這次「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造成200萬人超大規模遊行，以及由於政府仍然堅持不接受民間提出的五項要求，造成各區爆發大大小小的抗議活動，它將會造成更大規模的抑鬱症感染，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這會為本港帶來嚴重的健康威脅，事實上它已經導致四個年輕人走上自殺之路。
根據港大一項研究發現，反修例爭議期間，港人疑患抑鬱症的比率升至9.1%，創有調查以來的新高，亦較2014年佔領中環行動時高近4%。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形容，因社會嚴重事件而引起的精神問題，已成為「疫症」，需要社會共同尋求良方。
根據港大醫學院「愛+人」研究團隊的研究發現，反修例風波期間受訪者疑患抑鬱症的比率上升至9.1%，較2014年佔中時的5.3%，高出3.8%，比率亦比2011年至2014年間的基線高六倍。而潛在自殺想法方面，比率由佔中時的3.6%上升至反修例期間的4.6%，亦較佔中前增加3.5%。
應進行大和解 並定下國際公民抗命日
基於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黃醫生認為，此時此刻，社會必須在釐清事實的基礎上實現一次「南非式」的大和解，即雙方互相不追究對方的刑事責任：政府不繼續追捕、起訴示威人士，而民間也不追究警方的過分暴力。黃醫生指出，這已經是「着數」了政府，因為如果它堅持要逮捕起訴示威人士的話，最後民間可能被迫起訴政府的行政不當（林鄭已經承認該修訂工作完全失敗）導致四人死亡的行政責任。
在釐清事實、實現和解之後，香港社會應該呼籲聯合國把6月16日定為「世界公民抗命日」（Day of Civil Protest），以突顯香港市民通過大規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促使政府最終停止制定惡法，為國際社會立下一個公民和平抗命取得成功的典範。
黃醫生指出，6.16 可以是另一個結局，例如43年前，在1976年6月16日，一至兩萬名學生在南非索維托（Soweto）和平遊行抗議政府的語文政策。警察開槍鎮壓引致死傷人數超過1000人。結果是暴動、多年戰亂，直至白人政府倒台。他說：「兩次616事件為大家提供了明顯相反的後果。容許群眾和平遊行表達意願，不用警力鎮壓，就不會弄出暴亂。愈兇暴的鎮壓就有愈來愈多反抗及社會動盪。」
他說：「世界上有些國家只容許民眾支持政府的遊行，有些地區的遊行參與者目的只是洩憤。6·16模式是要求政府尊重人民透過集體遊行抗議清楚表達自己與政府不同的意願，不可以用行政或武力鎮壓，亦是要求政府毋忘服務人民，順應民意。同時，香港在6·16的表演也為世界遊行示威提高標準，和平、守法、不影響市容、經濟、民生，但堅持不讓，絕不會向強權低頭。」
他說，雖然6.16尚未成功獲取香港人期望的成果，「但是我們已經可以慶賀香港創立了世界抗命遊行中最多人、最不擾民、最和平守法的驕人記錄。我們應該將香港人的文明抗命精神成為世界的榜樣。」
他指出，如果我們能夠爭取到聯合國把香港6‧16定為國際公民抗命日，則我們將為世界和平作出重要的貢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這種成就，足以扭轉事件本身帶來的種種負面情緒。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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