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記者 Mark O’Neill——細談故宮博物館歷史

故宮的場景， 是無數電影和電視劇的題材。 可是，故宮兩個字背後的歷史， 千絲萬縷， 所以神秘依然，引人入勝。曾在香港和上海南華早報工作的資深記者 Mark O’Neill，今年就帶着他的新作品 The Miraculous History of China’s Two Palace Museums 進攻書展。而在新書講座上， 他分別敘述了兩個故宮博物館的歷史， 亦分享了作品創作背後的趣事。

講座開始時，O’Neill 問了觀衆一條問題。那就是，有誰有到訪過故宮博物館。 席間，差不多所有人都舉手。 相反，當 O’Neill 再問關於國立故宮博物館的時候， 則有一半的人沒有舉手。O’ Neill 笑説，「經過我那麽多年的研習，我發現中國人的確很幸運。跟其他同樣有革命發生的歐洲國家，例如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相比，中國人的處理方式文明得多。」 1911年， 辛亥革命爆發，中國最後一次改朝換代。民國取代了君皇制度， 雖然勝者爲王，敗者爲寇， 但清朝的最後一任皇帝溥儀還保得住人頭。 歐洲一向的做法，在君皇被推翻時， 都會近乎習慣性地把國王的頭給砍下來，怕將來若留有活口，只會觸發復位戰爭。但民國政府不但讓溥儀繼續留在皇宮裏居住，還慷慨的給他們一些生活津貼。這就是 O’Neill 新書故事的開始: 被廢掉的皇族，繼續住在皇宮裏，過着一個比以前更加富裕的生活。

要支持皇族家庭的生活開銷是件吃力的事。另外，民國政府也沒有足夠的金錢維持剛成立的結構和其運作。所以，在如此拮据的情況下，最快捷的收入來源便是變賣一些財寶或古董。紫禁城有着非常華麗的歷史，政府願意變賣， 無論是中國的富有商人， 還是來自外地尋珍的古董收藏人士， 均趨之若鶩。所以很多皇宮的部分，都被分拆變賣，再從不同的渠道售賣至古董店。圍墻外的知識分子，或留學生， 看着這些古董一點一點被拆， 恐懼油然而生 。他們怕最後故宮會被完全毀壞，就像其他革命國家的皇宮一般。爲了避免自己的文化遺產落得同樣下場，他們希望可以學習外國成功保存文物的例子。法國的羅浮宮，就是一個很好的藉鑒。而位於俄羅斯首都，聖彼得堡的艾米塔吉博物館  (Hermitage Museum) ，也是從沙皇的皇宮，轉建成爲博物館的成功例子。

1924年11月， 民國政府決定驅逐溥儀一家到皇宮外，希望盡快趕工把皇宮變成博物館，既可解決財政上的燃眉之急，又可以保存文物。 O’Neill 描述「最捨不得皇宮的人，卻不是溥儀，而是一群『奴才』! 」奴才是中國特有的文化，一輩子卑恭屈膝， 到城墻外， 即使得到自由， 卻不知自己的價值爲何。無論以前受的對待有多屈辱，被警察拖出宮外那一刻，還是萬分不願。

博物館的興建十萬火急，可是因爲歷史悠久，裏面珍品根本從來都沒有被計算清楚。 所以，他們做了很多財寶研究和統計，嘗試找出財產總值數量。 日以繼夜，終於統計出117億件寶物。 爲方便起見，他們把每一件財物都做好展覽記錄。於是，故宮博物館在中華民國成立14周年時正式開幕。然而，在博物館開張之際，政府裏的人卻很害怕，會失去任何一件文物。所以，他們爲參展博物館的遊客定下十分嚴厲的規則。例如，遊客不可以單獨參觀博物館，必須與伴同行。他們看過的每一樣看過的參展品， 都需要被記錄。每次有遊客進出之後，都需要把門封起來。

讓他們害怕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具威脅性的原因就是廢帝還在生，中國北部還有很多富可敵國的軍閥。其中有些軍閥甚至提議回復清朝，讓溥儀回歸朝政。因此，民國政府認爲保護好皇宮， 讓其秩序法紀得以運行重要至極。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吳瀛先生。 他的兒子吳祖光，是位性情獨特的成功劇作家。他非常開朗，非常願意跟我們這些外國人打交道。」 吳祖光告訴 O’ Neil， 他的父親吳瀛先生，1924年開始在博物館工作， 一做便逾十年。 單單是他的經歷，和所見所聞， 便已經爲 O’Neill 定下了新作品的大綱。「吳祖光先生說，他父親當年在博物館工作的時光， 是人生中最快活的！ 他每天給寶物圍繞着的光陰，讓他知識大增。」

 而讓 O’ Neil 更爲讃嘆的，是吳瀛先生的爲人：「他不嫖、不賭、不酗酒。有15個小孩，卻沒有二奶，也沒有三奶。 在當時的中國，這樣的男人， 的確是難得的模範。」

之後，1928年的時候，有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提倡說故宮博物館是皇朝的象徵。而今非昔比，皇朝已經沒落，以故宮爲傲，絕非明智之舉。政府必須先破摒棄文物，再另外建立新的博物館，以正風氣。這個提議被熱烈的討論長達兩個月。 最後鑒於經費不足， 所以放棄念頭。

O’ Neil 說， 每次想起當時幫忙修復故宮的工人， 便倍感心酸——「民國政府一直都靠着歷史雜誌和博物館入場券的收入維生， 所以那些工人的工資非常低。北京的冬天十分寒冷， 他們的衣服爲了方便工作，不能穿太厚。皇宮裏面也不能生火，因爲怕會釀成火災。 要不是他們對藝術的堅持和愛國熱情，怕這修復工作也不能成！」

好景不常，二次大戰爆發。日本昭和天皇（Hirohito）帶領戰隊攻陷了廣東， 越過河北省，開始進攻北京。面對着軍事陣容如此鼎盛的日本隊伍，中央政府決定不再留守北京。他們作出這個決定後，立刻安排先把故宮裏面比較珍貴的文物搬走，才不至於讓中國的文化精髓都落入日本人的手上。

幫文物搬家，是個既突然又重大的抉擇。 這些文物是從來就是故宮的一部分，現在把它們搬走，需要的是很好的運送裝備，和可靠的團隊。 關鍵問題是，誰願意擔任這個運送這些文物的保鏢 ? 這是一個天大的重任，要是途中遇見攔截、火災，或者任何會損害文物的意外，那就是罪該萬死，人頭落地也賠不起。 吳祖光敘述， 他的父親，一開始就堅決拒絕了這個工作。無奈的是實在沒有比他更適合的人選，政府裏也沒有人願意請纓。始終都是爲了國家的榮耀局勢， 吳瀛也不能就手旁觀，便是硬着頭皮去擔此重任。

1933年2月5號，午夜時分， 寶物無聲無息地，離開這個他們的家紫禁城。每一輛寶物貨車， 都有着一名守衛， 手執槍械， 守護着這個國家的尊嚴。他們的行蹤很快被揭露， 在快要到達蘇州時， 有幫土匪相信可以乘機搶掠一番，便在埋伏守待。吳瀛一幫經過蘇州的時候也十分緊張。幸運的是，土匪最後因爲火車上的士兵裝備太齊全，沒有進行原來的突襲。 雖然避過一劫，但當火車抵達南京市， 他們還沒有計劃何去何從。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運送寶箱的隊伍呆在南京。那段時間，吳瀛每天屏氣斂息，如坐針氈。 他害怕，要是被劫匪盯上，也只能呆在一個地方， 進退兩難，甚是可悲。

最後， 他們決定先把寶物存放在上海的羅馬大教堂。雖然安全， 但因爲教堂歸法國管轄，屬於國際領域，民國政府不能隨意進入。 這意味着， 他們需要盡快替這批文物找尋棲身之所。 於是，他們便決定在南京蓋一個擁有冷氣，和高度保險的新式博物館。

1937年日本軍隊佔據了上海。 上海的那場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其中頗爲壯烈的，死傷人數更是歷史上數一數二之高。當日本軍隊離南京愈來愈近， 民國政府與時間賽跑， 出動了三列火車，海陸兩路的把文物分別運送去長沙、蘇州、西安和重慶。 這段時期，中國全體人員均是全力以赴，視死如歸。 O’ Neil 說「他們爲了保護家園，晝夜不分，馬不停蹄。不論是文物的守衛、 軍隊， 還是普通人民， 都在拼命逃跑。」

同時，他也十分佩服政府爲了保護文物而下的苦功：「他們的寶物本來暫存長沙。當政府得探子回報，日本軍隊會去長沙時，火車便立刻在凌晨四點鐘離開。雖然國家土地受到嚴重損害，但的確很多文物成功逃脫。那時候，中國的資訊科技很弱， 火車和鐵路不是很發達之餘，運作又不穩定。 最大的問題是，鐵路只有在國家的東邊和南邊。要保護文物完整無缺，又要攀山涉水，越過那麽多地方，的確是個大難題。 」

更加爲難的是，文物沒有什麽可以存放的地方， 哪裏安全便應該選哪裏，例如寺廟、山洞、 私人屋苑，都可以是文物的安身之所。守衛需要做好防潮和防蟲的措施外，還要寸步不離，洗澡睡覺都跟文物在一起。 幸虧辛勞沒有白費，直到世界大戰完結，這些文物都安然無恙，沒有被日本軍隊帶走。 而其他一開始沒有被運送走的也還在南京和北京。 在歐洲， 逢是納粹黨征服的土地， 都必然經過一番踐踏。出乎意料的，日本軍隊卻沒有這樣做。 O’Neill 對此甚是好奇， 便趁着探訪位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館時，詢問了一下館長爲何。

館長徐徐解釋：「那是因爲日本的愛國主義思想，跟你們『鬼佬』很不一樣。他們覺得既然我們已經攻下南京和北京，那就是他們日本的一部分，搶劫根本沒有意思。歐洲人卻認爲，把東西從一個國家拿回去自己的土地才算是屬於你們的。」

戰爭後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文物應該會去南京還是到北京去？

當大家在爲這個問題而頭痛時，蔣介石卻在籌謀帶着所有文物去台灣。他相信他總統的頭銜，需要這些文物去證明其重要。 所以， 他帶了46,000 件藝術品， 包括銀器和金磚去台灣。 可是當時的故宮博物館館長並不喜歡蔣介石， 也對國民黨持有偏見， 所以她拒絕去移動任何寶物去台灣。雖然蔣介石很生氣， 但也無能爲力。

他還派了兩部飛機和兩艘船去北京，嘗試把所有知識分子都接到台灣去。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毛澤東已在位，不再會容許他去這樣做。不過，也有例外。就像是大文人胡適，便跟隨了蔣介石去台灣。

有趣的是，那時候所有人都想從中國逃去台灣。包括政府官員、士兵，和他們的家庭。抵達台灣之際，蔣介石完全沒有建立博物館的念頭。他認爲台灣不過是一個暫時的住所，他快便會回到中國重奪政權，所以一開始，文物是隨意存放在倉庫裏。 諷刺的是，他就此就沒有再回去中國。1965年，當他意識到真相時，他才着手興建一個博物館。爲了防止共產黨空襲，他把建築靠山，希望即使博物館受到襲擊，還不至於會倒塌。美國當時也資助了蔣介石一半的資金。這個博物館，便是台北的國立古宮博物館。

北京故宮博物館，在毛澤東主席任職時，一直照常開放。O’ Neil 跟大家分享了一件趣事：「毛澤東是一個非常迷信的人。 曾經有一個算命師傅告訴他，一生不可踏入紫禁城，方可安享晚年。 那是因爲歷代君王的冤魂還在， 如果他以新皇的名義入住紫禁城，先皇魂魄會被激怒，糾纏上他。所以毛澤東，經常在圍墻外面流連。儘管他不敢進去，也希望可以與它精神同在。這個算命師傅看來也是神機妙算，毛澤東確是活到很大年紀。」

故宮博物館歷盡各種災難，但 O’ Neil 認爲，最爲驚心動魄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比日本佔據中國的時候更爲危險。」説起來，依然心有餘悸。

1966年8月18號，林彪和毛澤東， 站在天安門廣場上提倡「破四舊」。四舊分別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那不就間接在説，應該把故宮博物館拆掉？」O’Neill 覺得中國幸好有一位周恩來， 早着先機， 早早吩咐把博物館閘門鎖上。紅衛兵幾番嘗試進入， 但因爲所有博物館員工均被遣散到郊區去研究藝術和讀書進修， 讓這群紅衛兵不得要領。之後，爲了保護文物，周恩來在文革之後五年都沒有開放過博物館。 文物重見天日，已經是1971年的事情。 那時候， 一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Henry Kissinger 希望可以到故宮一遊，爲總統尼克遜（Nixon）在1972年的中華歷史文化之旅做準備。於是，所有在郊區的員工便被召喚回來。

O’Neill 覺得，兩個博物館各有特色，同時也是重要的外交地點和旅遊勝地，非常值得到訪一看。席間，記者問及若要 O’Neill 排序，哪一個博物館應該比較值得先看。他忍俊不禁，笑了起來。 接著，便一臉懊惱地分析，「很多人説過，當年蔣介石把最好的珍寶都帶到台灣去。的確，聞名遐邇的翠玉白菜，現在就住在台北。要是最好的寶物都在台灣，好像國立博物館應該是答案。加上，博物館裏有冷氣，服務人員又是穿著漂亮旗袍的小姐，絕對值回票價。但北京的博物館本來就不是以博物館形式興建，故宮的氣勢又實在值得去感受感受。」然後，O’Neill 嘴角一揚，對觀衆說：「若你也覺得這個抉擇非常困難，最好的辦法便是先閲讀我的新書，再看看你對哪個博物館有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