賄賂風險甚低波羅的海奇蹟

2020年度的全球賄賂風險指數（BRM，Bribery Risk Matrix），於21日公布（註1），自由民主政體的國家或經濟體，排位最高（風險最低）；「老共」（老牌共產政體）的排位低（風險高），紅色朝鮮（紅朝）排194位，為倒數首位。

華族的聚居地，如非「老共」則排位高：新加坡（華人佔70%）15，台灣19，香港20，馬來西亞（華人佔24%）51。

風險高與低涉不同體制

BRM是美國智庫的全球性指數，主辦者為反賄賂與守規則的商業團體TRACE與蘭德公司（Rand），從2014年起每年發表一次報告，雖然運作時間不及德國透明國際（TI）的廉潔指數（CPI），但具全球公信力。

兩者觀察的項目多有交錯，有比較參照的價值。大體而言，BRM排位高的，在CPI的排位亦高，即賄賂風險低、廉潔程度高。

今年度的指數，是對2019年實況的評估，列入194個國家或經濟體。評估的範圍，是面對索賄風險的高低、社會對賄賂的取態與官方反賄執法能力、政府透明度及社會監察機制（包括新聞自由）等。

本文分4個類別比較，分析賄賂風險指數：自由民主國家、華族聚居地、「老共」（指老牌共產政體，中性陳述詞，不含褒貶之意）、蘇東波（1989—1991）後「脫共」和自由化的國家。

貪腐仍猖獗老共風險高

關於華族聚居地的排位，本文第2自然段已提及。

風險最低、排位最高的12個家：丹麥、挪威、芬蘭、瑞典、紐西蘭、荷蘭、瑞士、德國、英國、冰島、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是自由民主國家。同一政體的比利時（14）、愛爾蘭（16）、奧地利（17）、盧森堡（18）、美國（23）、法國（24），也是排位高的西方發達國家。

日本（21）和韓國（22），是新、港、台之後排在高位的亞洲強國，都是在賄賂風險低的一級。

在全球僅有的5個「老共」，紅中排126，比去年的134升了8位，在中等偏低之列。其餘4個的賄賂風險高、排位在低階序列：紅越140、紅古（巴）170、紅老（撾）182（倒數13）、紅朝194（倒1）。

蘇東波中解體的「老共」，凡是極權主義弊端沉澱太多的，仍是貪腐之國，賄賂風險高，BRM排位低：土庫曼193（倒2）、烏茲別克150、俄羅斯127、白俄羅斯125、烏克蘭98。

愛沙尼亞國脫共後廉潔

蘇東波後「脫共」並完全自由化的國家，廉潔水準直追西方國家，賄賂風險低，在BRM的排位高：愛沙尼亞13（高香港7位、美國10位）；立陶宛27，拉脫維亞34。

這3個波羅的海國家，曾遭極權主義的蘇聯佔據，並成為斯大林專權下的加盟共和國；蘇東波後，很快「脫胎換骨」達致歐洲化。

原東歐的「老共」、「脫共」後的捷克（38）、斯洛伐克（52）和波蘭（41），排位亦高。

人均GDP 廉潔指數低

全球有公信力的社會考核指數，如社會自由、經濟自由、新聞自由的指數，還有社會正義（法治）、廉潔、人類發展、民主的指數等，是衡量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指標。

在賄賂風險指數中，風險低、排位高者，大都是人均GDP高，各類自由、民主等指數亦在高位。

本年度排位最高的，人均GDP多在3萬美元以上；而5個「老共」的人均GDP均甚低。據IMF的2019年數據，紅中剛過1萬美元，仍低於全球平均數（1.1萬美元），其餘4個更低。

相反的，已「脫共」波羅的海3國，人均GDP都超過或接近紅中的2倍。

在透明國際的廉潔指數（評估數180個），2019年實況的排位亦高：愛沙尼亞18，立陶宛35，拉脫維亞44；

華族聚居地新加坡4、香港16、台灣28、馬來西亞51；

「老共」紅古60、紅中80、紅越96、紅老130、紅朝172；

威權政體的俄羅斯137。

有效廉政制司法須獨立

在賄賂風險指數中，紅中排位升了8位，這種難得的改善，與一系列的官場、國企查貪有關，亦關乎國務院的行政審批改革。但是，行政改革緩慢，並不暢順。

官吏貪污，商人、平民和黑幫賄賂仍猖獗。《信報》「林行止專欄」10月29日論及表（錶）哥事件（俗稱表哥現象），說到瑞士名錶成為很熱的賄賂品，突顯有權勢者「家肥屋潤」的景觀（註2）。

近期揭露一大批黑官案，黑老大賄賂官吏，收買「保護傘」；有的入獄後，竟可用手機指揮獄外走卒販毒、包娼和「獵艷」（註3）。

黑幫村霸的「保護傘」，往往是政法系統掌刀把子的公、檢、法官吏，其賄款進帳甚大：安徽高院原院長張堅，受賄近7200萬（註4），海南高院原副院長張家慧受賄近4400萬（註5）。

貪污、賄賂，是「消滅」不了的腐敗，只能在法治基礎上逐步減少；設置具法律嚴格規範的廉政制，是最起碼的舉措。

香港、台灣曾是貪污猖獗之地，但建立財產、利益申報制和廉政體系後，像新加坡一樣已是比較廉潔之地，並贏得全球的認同。

政治運動式的肅貪，夾雜「整人」的反腐，沒有真正有效的財產、利益申報和監察制，沒有司法獨立，是不可能出現廉潔的社會（註6）。

良法和善治建社會文明

經濟規模大（GDP總量大），社會並不一定文明。文明的要素是自由、法治、民主、人權保障、民間社會（公民社會）、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空間。

文明社會是目中有人，人是獨立的、自由的個體，人格尊嚴和生命價值受尊重。人不是任由擺布、絕對服從的工具（馴服工具）。

關於司法獨立的要素，本人的解讀是：具有建立善治的良法和制度，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司法必須遵守有公義內涵的司法程序，罪與非罪由法官依據法律裁決，不受政治或長官意志、家長意志的干預。

註：

1：2020 Bribery Risk Matrix

2：《信報》2020.10.29，A18版。

3：〈監獄「手機風雲」：黑老大獄中發朋友圈，罪犯用手機販毒獵艷〉

4：http://china.caixin.com/2020-11-26/101632738.html

5：澎湃網2020.12.4，10:58。

6：林行止：〈專制國家無官不貪貪腐程度可以目測〉，信報2020.10.22，A16版。

本文原題〈賄賂風險指數波羅的海奇蹟〉，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