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已到，捍衛帝國的榮耀吧。」（歌劇《羅恩格林》）
1936年7月25日，出席拜羅伊特音樂節的希特拉，欣賞完動人心魄的瓦格納歌劇《齊格菲爾德》，在晚宴餐桌上宣布了一個並不意外、卻至關重要的決定：納粹德國將武裝干涉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西班牙內戰。元首的援助，在叛軍各派系中，只給予佛朗哥將軍一人。
希特拉迅速、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國民軍派領導層的內部態勢，西班牙政變的主要策劃者摩拉將軍，以及米格爾·卡瓦內利亞斯將軍為首的國民軍政府，很快被掃出了戰爭和歷史的邊緣。幾年以後希特拉據說對自己親手挑選的法西斯領袖頗為不滿，但是此時此刻，在瓦格納式的亢奮和歷史自負感中，西班牙內戰甚至歐洲命運的陰霾，無可避免地緩緩鋪開了。
納粹德國的介入對西班牙內戰後果有決定性的影響，1936至1939年當中，德國向西班牙上空送去了150架最先進的梅塞施密特Me109s戰鬥機，63架容克Ju52s轟炸機，125架亨克爾He51s戰機、93架亨克爾He111s戰機，還有200輛坦克，1000多門火炮，包括後來「沙漠之狐」隆美爾賴以成名的88毫米防空高射炮。「紅男爵」的堂弟，沃爾夫洛姆·馮·小里希特霍芬，指揮禿鷹軍團製造了震驚世界的格爾尼卡大轟炸。1939年，西班牙內戰以佛朗哥叛軍的勝利落幕。
西班牙內戰像一個血色漩渦，把全歐洲精英匯聚到廣義的兩個陣營中，蘇聯與德國打了一場含糊而殘酷的代理人戰爭，而結局大大鼓勵了希特拉。無論是畢加索的名畫，還是奧威爾的名篇，抑或羅伯特‧卡帕的影像，都不足以道盡西班牙內戰獨特、悲愴的歷史重要性，它是20世紀上半期西方世界所有政治勢力與意識形態展現的舞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綵排和預演。正統與旁支的君主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法西斯黨人、社會民主黨、無政府主義者、分裂主義者、共產黨人，政治光譜飽滿而連續，謝幕與出場穿梭交叉，聯盟和分裂此起彼伏，在這裏，希特拉逐漸羽翼豐滿的第三帝國進行了第一次對外大膽的軍事冒險，所謂「柏林──羅馬」軸心也在這裏開始形成，甚至英法的緘默與縱容，也驚人地雷同於二戰肇始之時。
然而，除了「拜羅伊特晚餐」與瓦格納式的典型希特拉衝動，干涉西班牙還有更為深遠、精密和廣闊的脈絡，這個故事的迷人與恐怖之處，遠非開始和終結於西班牙。它關於未發生過的歷史，沒有被選擇過的另一條道路，一個龐大的影子帝國。
國際貿易平衡 是經濟穩定之本
「德國必須要有殖民地。如果能通過談判獲得，我們就談判，如果不能，我們就搶佔。」 （亞爾馬·沙赫特1935年9月23日在美國駐德國大使館的講話）
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博士很少聲稱自己熱愛音樂，但是1934年7月他不無得意地對政治對手誇耀，上個周末他在拜羅伊特。此時距離西班牙內戰爆發還有兩年，沙赫特高昂的情緒也和瓦格納毫無關係，而是因為希特拉終於下定決心，擺脫應對財政危機不利的老官僚施米特，召見並邀請他主持經濟部。「沙赫特像教皇一樣統一了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力」，自此之後，他對貨幣和財政事務都擁有了史無前例的權力。
對沙赫特來說，這並非第一次。
亞爾馬·沙赫特成名於成功平抑了德國20年代初的超級通貨膨脹，他的貨幣改革成就和在英美金融界的廣泛人脈，讓他享有「金融巫師」的傳奇聲譽。和威瑪政府的其他技術官僚們略有不同的是，沙赫特博士沒有對第二帝國依依不捨的君主制感傷，也並非施特雷澤曼那樣的大西洋主義者。儘管他積極參加了戰後挽救賠款的《道威斯計劃》和《楊格計劃》談判，並且親手創建了賠款的常設協調機構──國際清算銀行，沙赫特的民族主義觀點和對《凡爾賽條約》的痛恨，向來直言不諱並且氣勢洶洶。
沙赫特是一個新重商主義者，他對國際貿易盈餘的重視，既有德國歷史學派理論上的根源，也因為逼在眉睫的現實壓力。歷史學派其實是一個德國的經濟學派別，是針鋒相對於古典自由市場經濟學，倡導以民族歷史方法和國民主義為考量的宏觀經濟學，在政策上提倡貿易保護，推崇國家干預，強調工業優先。歷史學派對德國的經濟政策和學術傳統都影響深遠，至今德國大學體系的經濟學科還稱為「國民經濟學」（Volkswirtschaft）。沙赫特雖然熟悉英美銀行貨幣體系的政策操作手段，內核思想上仍然如同他的博士論文一樣，認為國際貿易平衡和順差是保護國家經濟穩定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德國在凡爾賽條約重壓下想要喘息，就必須從國際貿易中賺到出口收入作為賠款，這也要求德國必須有順暢的原材料進口渠道，和工業品銷售市場。
「把殖民地還給德國。」沙赫特公然在演講和雜誌上頻繁如是說。
這未免過於赤裸裸了，沙赫特第一次失勢下臺後，倒向納粹黨就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選擇。儘管他不乏狂妄地聲稱「我將通過納粹統治」，希特拉對他的期望，卻是讓這位老巫師，從空帽子裏變出兔子──重整軍備。至於是不是通過貿易，元首並不關心。
沙赫特精心設想了一個恢弘的國際貿易體系，一個新的全球政治觀點下的新殖民體系。和第二帝國的威廉主義不同，沙赫特不需要耀武揚威的軍事佔領和殖民政府，這個影子帝國的力量是通過私人公司與國際貿易完成的，馬克的國際化避免了匯兌風險，德國缺乏的自然資源輸入，和工業品出口，由連接殖民地的大型私人公司有效率地完成，就像東印度公司幾百年來所做的那樣。歸根結柢，這與英聯邦的龐大內部貿易體系有什麼不同呢？這與美國把美洲國家看作自家後院的門羅主義有什麼區別呢？大蕭條之後，難道他們不都在爭相貶值自己的貨幣，增加關稅，把貿易緊縮在安全的本幣貨幣區與附屬殖民經濟體嗎？德國又有什麼理由被阻礙呢？
唯一的阻礙是，德國必須先與民主國家的貿易夥伴脫鈎，從而獲得通貨的自主權。在這個非正式的帝國中，金融體系是最脆弱而敏感的一環，即使從政治意義上也是。
建立表外體系 創造政經奇迹
「專制國家不會發生通脹。」德意志帝國銀行副行長庫爾特·郎格（1936）
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產生了龐大的影子金融和通貨神話。為了讓德國經濟能夠生存下去以便償付賠款，英、美，確切地說是華爾街，允許了德國國際信貸與融資的復蘇。通過《道威斯計劃》與《楊格計劃》輸送了大量資本，讓德國也變成了一個總體上嚴重依賴對外貿易，債務結構出奇複雜，國際收支如同高難度走鋼絲的經濟體。外國信貸同時重新塑造了德國的企業，可以上溯到漢薩同盟的中小企業與國內貿易傳統被徹底清洗改變，在集中的投資下各個行業都迅速卡特爾化，形成集中便於控制的巨頭。
對希特拉政權而言，這無疑是天生的金色土壤。破產的小企業主、城市手工業者和一部分技術工人，跌落下來碎裂為漢娜·阿倫特筆下的「原子化市民」，創造了納粹的群眾基礎；而巨型卡特爾又無比方便地可以整合成未來的高效戰爭齒輪，提振軍備的時候把失業人口迅速吸納在基建投資狂潮當中，一箭雙雕創造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奇迹。
這首勝利之歌當中，唯一的隱憂，就是必須控制通脹。
通貨膨脹與貨幣穩定，此刻遠不止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種政治正確。是任何德國政客不敢觸及的底綫，即使希特拉也不例外，甚至希特拉自己的發迹，最開始也是利用了德國人對20年代初超級惡性通脹的痛恨。即使在大蕭條的高峰期，布呂寧總理也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去貶值貨幣，反而執行了削减支出降低債務的通縮政策，後果自然很嚴重，但總比勾起噩夢來得好。
一個邏輯困境產生了，當大蕭條之後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的時候，德國不敢像其他國家一樣退出金本位或者貶值貨幣去打貿易戰，但這樣一來又不能保持商品出口的競爭力，以獲得外匯或者黃金來維持通貨匯率穩定。國際經濟學上的三難定律橫亙在前：獨立的貨幣政策、穩定的匯率和通暢的資本流動，三者只能取其二。
沙赫特用一種新穎大膽而詭異的手段處理了看起來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創造了帝國銀行有史以來最大的表外體系，也就是一套官方的影子金融，用五花八門、不計入資產負債表的非正式票據與通貨創造了信用。其中後世最著名的就是梅福（Mefo）軍用券，專門用於支付軍工生產，由財政秘密貼現，工業家強制接受。最多的時候德國同時有30多種類似的表外信用工具在同時運行，僅馬克賬戶就有17種。與此同時，沙赫特管制私人的黃金和外匯，居民私藏最高可判死刑，境外旅行㩦帶資金也受到嚴格限制，即使戈培爾夫人這樣的高層權貴也不例外。經常賬戶方面，「沙赫特建立起了一套制度框架，使他能以精細到具體產品和生產者的程度，來調節德國的外貿水平。」他在巴爾幹和南美伸出觸角，以半利誘半恫嚇的方式，與原材料生產國建立雙邊談判下的互換貿易關係，以工業品交換原材料，用更多這樣以物易物的貿易安排，代替與民主國家的透明貿易。他還鼓勵出口商在境外回購處於低價的楊格債券，然後帝國銀行以馬克接近原價貼現，這樣不僅趁波動（他還故意製造這種波動）減少了外債，同時也節省了外匯。
這是一系列將拖字訣發揮到極限的眼花繚亂的手法。「不可能三角形」實際上並沒有被打破，但是貨幣政策的彈性被影子債務的極大延展了，國際資本流動沒有被全面禁止，然而被深度干預，前兩個粘性條件的妥協，支撑住了匯率與物價剛性的穩定──考慮到德國微不足道到外匯儲備總量──實際上已經到了近於奇迹的水平。
奇迹不會永遠發生，西班牙內戰的前夜，1936年的德國，雖然氣勢如虹，形勢大好，但國際收支已經悄然到了用盡政策儲備的邊緣，三壺開水、兩個蓋子的魔術開始變得左支右拙，環境正在惡化。當然，沉浸在瓦格納的元首很難承認這一點。
西班牙內戰是一個轉折點，沙赫特希望把它作為「影子帝國」的新支柱，西班牙的礦產資源與農業國的潛力，優越的地理位置，很適合當德國非正式的殖民地。但帝國銀行主席現在發現，他有了一個強有力的新競爭對手。
與西班牙貿易 重構貿易體系
「四年來我們處處碰壁，這已經夠了。我們現在必須發揮自己的潛力。」──阿道夫·希特拉，1936年9月的秘密備忘錄。
1936年3月德國與西班牙共和國簽署清算協定，這看起來是一個典型的沙赫特式開頭。從慷慨的聖誕老人過渡到生意夥伴。
「儘管在沙赫特的德意志帝國銀行支持下的德國武器生產，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從嚴格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些新軍火構成了最終產品，也難以投入貿易。為展示團結將其『贈送』給西班牙，是代價高昂的。」而西班牙可以提供可觀的財富，包括「鐵礦石、黃鐵礦、汞和鎢錳礦（化工關鍵原料）」。西班牙還生產木材和糧食，都對德國至關重要。英國是西班牙最大的投資國，投資總額約為1.94億美元，法國其次，1.35億美元，美國第三，8000萬美元。德國只有3110萬美元，遠遠落在後面。
帝國經濟部計劃把西班牙納入一個「非正式的馬克圈」，將出口武器與進口原材料的清算做成一個長期安排，這樣西班牙不僅在政治上，也會在經濟上與民主國家脫鈎，德國在歐洲邊緣地區的霸權將通過滲透得到確立。德國在西班牙的貿易盈餘迅速改善，馬德里的「西班牙──摩洛哥運輸公司」（HISMA）和柏林的原材料與貨物收購公司（ROWAK）。前者的工作是從德國私營企業收購貨物，然後通過前者出口給西班牙。HISMA──ROWAK體系主持了西班牙內戰初期大部分的貿易活動，包括軍事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物資空運，導致佛朗哥順利突破南部海岸綫的封鎖。
這套非正式貿易安排不是臨時的，它附着在沙赫特新全球政治的觀點之下，沙赫特主持帝國經濟部的日子裏，這是一套深思熟慮的擺脫中心市場，重構以德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體系的嘗試。除了西班牙，對巴爾幹國家、巴西、阿根廷，乃至中國，德國都在力圖建立一套新秩序，並且不惜誘人的甜頭，也放任對方的腐敗。30年代到中國幫助改革軍隊的德國軍事顧問團規模和資歷，都超過了任何西方國家對遠東的重視，包括德國國防軍之父塞克特將軍。實際上醉翁之意在於中國豐富的鎢礦，正如賽克特將軍直言不諱的「原料問題是我們政策的焦點」。
然而德國重整軍備的規模，對國際貿易的考驗是前所未有的，德國缺乏基本所有主要戰略物資，但工業能力如同一隻永遠滿足不了的鐵胃。沙赫特的失勢，也正是源於他早期的成功。
1936年起，希特拉逐漸被帝國元帥戈林的自給自足計劃說服，自給自足比沙赫特的新全球政治更符合元首開拓生存空間的戰爭目標。就像食品之於毒品，一旦戰爭擺上沙盤，任何巧妙的外交和貿易協定都未免索然無味。
戈林宣稱：「我不承認任何經濟法則的神聖性。」「元首說的是決定性的：經濟必須始終服務於國家，資本必須服務於產業。」德國的鐵礦石品質低劣？那麼「提高合成產品的產量，提高國內鐵礦石產量，成本不是問題，關鍵在於意志」。
腦滿腸肥的帝國元帥計劃用四年時間，完成德國經濟充分的戰爭準備，拋開一切貿易與金融的嘗試，用強制性的物價管理，代替沙赫特精妙複雜的通貨體系。當然這將使戈林染指全面的經濟權力，大炮和麵包的邏輯即將開始了，德國人民在振奮的就業增長之下沒有注意到有什麼不妥，如果一個正式的帝國可以唾手可得，影子帝國又有什麼必要呢？
1937年11月，沙赫特被逼從帝國經濟部離職，此時經濟部部長的大部分職權已經被戈林的四年機構代替。同時，瘋狂軍備導致英美政治關係的逐漸惡化，也使他昔日在國際貿易金融圈子獲得的超然地位，如今不再那麼重要。
非常諷刺，他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讀者如果從戰爭後期回望影子帝國的成果，會發現德國在二戰中所謂以「一國之力抗衡全世界」的能力準備，其實有意識地遠遠開始於戰爭之前，甚至開始於希特拉上台之前。一個平衡、開放與接納的全球貿易體系，對全域和平的影響能力，經常被低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凡爾賽條約》對於二戰的所產生的誘因，並不在於那些其實大部分最後沒有兌現的戰爭賠款。
歐元QE 對南歐「小豬」效果弱
也許無關／遙遠的回聲：
2010年5月，歐盟正在經歷成立以來的最大主權債務危機的考驗。危機的高峰發生在希臘，4月，希臘國債降級為垃圾級。同期前後冰島、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爆發類似的債務危機，被戲稱歐豬五國，出處是一位恰巧姓俾斯麥的德國專欄作家 （Uliane Von Reppert-Bismarck），在《新聞周刊》雜誌好死不死地寫了一篇引起眾怒的評論：「為什麼豬不能飛呢？」後來這個侮辱性的調侃標題改為了較為溫和的：「為什麼南歐經濟欠缺競爭力？」
事件正在從經濟向政治擴散，發生危機的國家開始反思歐元區成立20年來對本國的負面影響，矛頭自然指向了「屋子的大象」──歐洲統一市場和貨幣的最大的獲益者德國。希臘在屢次組織政府失敗之後，居然不顧恥笑地向德國重新提出了第二次大戰賠款要求。
國際政治中沒有笑話，如果有，可能不久就有人笑不出來了。歐元流通之後，德國對歐盟國家的貿易盈餘突飛猛進，在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已經達到了盈餘總量的60%！而西班牙、希臘、葡萄牙、意大利對德國的貿易赤字與德國的順差同比例增長，他們有競爭力的產業在移出或者重組，年輕人在湧入柏林、巴黎、法蘭克福、慕尼黑和布魯塞爾找工作，就算想承繼德國工業的二次轉移，也沒有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這樣「更窮」的國家有比較優勢。貝塔斯曼基金會2014年的研究報告表明：1993年到2013年，歐盟內部市場受益折算，意大利每人每年80歐元，西班牙70歐元，葡萄牙20歐元，而德國達到創紀錄的370歐元。
獨立貨幣政策工具已經一去不復返，南歐的「小豬」們並不能用貶值貨幣來拯救貿易逆差，隨後歐元的整體量化寬鬆，落到他們身上效果寥寥，反而德國在歐洲以外市場的順差進一步拉大了。
為什麼南歐經濟欠缺競爭力？沙赫特的幽靈在微笑。
當然，德國畢竟從歷史學到了教訓。小豬們雖然飛不起來，但是急了是會跑掉的，各種脫歐大計Grexit， Brexit（已經成真）此起彼伏，民粹政府與民族主義甚囂塵上，加上難民危機對新納粹勢力的刺激。作為歐盟領袖，統一之後的德國第一次面對現實的「分裂與倒退」的歐洲情境。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過於慘烈，民主化的免疫機制仍然強悍有效。
否定了解決問題的錯誤方法，並不意味着自動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今天的強勢經濟力量還需要影子帝國嗎？或者說除了這樣的主導──壓制型貿易安排，還有沒有更加公正、穩定、彈性和包容的全球化路徑？當經濟形勢變得嚴峻時，人們會變得多健忘與短視呢？
從影子帝國到戰爭經濟，這段冷門的歷史裏飽含的思考，具有當下的現實延展性。沒有人可以許諾永恆和平的玫瑰園──科技的發展、人文的進步、地球村的圖景、交錯的國際經濟依賴──所有這些人們曾經相信能夠阻止、消滅戰爭的故事，都在歷史上曾經出現、被相信和失敗過。
原刊於經濟觀察書評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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