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館」拒馬建出席講座（後改為接受並道歉），政府則拒《金融時報》主編馬凱入境。一時間，特區政府「堅壁清野」，彷彿要隔絕所有「異見分子」。在兩制之下，香港到底還有多少空間可以容納「異己」？
「大館」前身是舊中區警署建築群、港英年代的「公檢法」部門集中地，包括域多利監獄、前中央裁判司署和舊中區警署，現在活化成為集歷史、文化及藝術於一地的活化古建築。大館曾經囚禁及處決過不少重犯，也關押過一些知名人士，如越南國父胡志明、詩人戴望舒等。
其中胡志明的故事極為傳奇。他當時在中國境內組織越共、訓練幹部，在越南搞共產主義革命，被法國政府通緝，1931年6月在九龍住所被香港警察拘捕，囚於域多利監獄。法國政府要求引渡胡志明返越南，胡的律師則替他申請人身保護令，並上訴至樞密院，最後案件和解，胡志明最終成功脫身（可參考陳碩聖〈胡志明於域多利監獄〉，2011年，「香港記憶」網站）。
這些傳奇故事，為大館增添了歷史魅力。一個執行「公檢法」權力的地方，卻可以按照香港的制度為政治人物提供了一個「特殊空間」。在過去百多年類似的故事很多，令香港也成了另一個傳奇！大館如今變身成為歷史和文化的公眾平台，它應該是香港一個開放和包容的地標。拒絕這個拒絕那個，大館豈非想把自己圍起來，變回昔日的監獄？
大館蒙政治陰影 實在可惜
一度被大館拒之門外的作家馬建，成名作是1987年2月發表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他在八九六四之後出國，1999年遷居英國，陸續有作品面世，但在大陸和台港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在眾多流亡海外人士之中，馬建屬於專注創作的文學家，政治並不活躍。這次大館邀請他出席的是文學講座（討論馬建的新作《中國夢》），主辦單位理應知道他的身分就是作家，何解突然「怕得要死」，以「不願見到大館成為任何個別人士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為由，試圖禁止他出席講座？
到後來撤回禁令，大館總監公開致歉，竟稱留意到馬建曾公開表示「今次是以小說家身分出席」。難道最初發出邀請時，這名總監沒有留意到馬建的身分嗎？願意道歉，令事件「圓滿解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事件的回應），總算是避過一場風波。然而事件令人覺得近年在處處設下「紅線」的環境下，不少公共機構主事人已變得神經兮兮，生怕政治不正確、站錯隊唱錯調，以致做出了些令人不解的蠢事。大館活化，應該是要走出「公檢法」肅殺之地的歷史，現在卻為它再次蒙上一道政治陰影，實在可惜！
馬凱被拒入境 肯定是政府操盤
如果說大館失誤是因主事人「一時糊塗」，那麼《金融時報》主編馬凱不獲准入境，則肯定是政府在幕後操盤。馬凱早前已不獲續批在港工作的簽證，這次以遊客身份來港亦被拒。特區政府則一以貫之，拒絕解釋「拒馬」原因。儘管不說，但「路人皆見」：馬凱是因邀請香港民族黨陳浩天出席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演講，觸碰了港獨底線而「被逐」。
此事對香港有何影響？有人認為會打擊香港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破壞了香港的國際形象。也有人認為外國會對香港的自由失去信心，不願在香港投資。有議員甚至說有一些涉數十億元的大項目已因「拒馬」而撤回！更有人擔心，西方會視香港如中國一個普通城市，撤回香港的特殊待遇，包括《美國──香港政策法》，屆時香港優勢盡失，勢必一蹶不振。
拒絕一家國際媒體的編輯入境，對香港形象絕對不利；但以此而推論香港會陷入各種困境，則顯然是「過慮」──因為在外國眼中，香港早就「融入國家」成為中國一部分，西方國家是否願意在香港投資，更絕不會考慮「拒馬」的因素！經過20年的「磨合」，西方國家對香港的變化早就「心裏有數」！
香港仍然對西方國家有吸引力，主要在兩點。一是香港仍有相對的司法獨立，且香港行西方熟悉的普通法，跟大陸截然不同。西方跟內地做生意而又可以在香港處理法律糾紛，是香港一大強項，其他大陸城市無法取代（前海據說想做，但未聞有任何進展）。
其次是資金自由進出。外企在大陸做生意，把財務管理部門設在香港，是最有利的安排。現在香港經常被稱為「外資提款機」，意指大陸市場一有風吹草動，外企就會在香港「走資」以對沖大陸風險。在內地仍然實施資金出入管制的情况下，香港沒有任何資金出入限制，成為了重要的競爭優勢，這也是大陸任何城市都不能取代的。所謂「外資提款機」，反而正是香港的特色兼一大強項。
上述兩項是香港僅餘的少數優勢，但足以令香港跑贏其他內地城市，也令北京不得不繼續依賴香港。商人曰利，國際政治更是利益掛帥，「拒馬」風波只會出現口頭爭吵，但不足以摧毁香港。
回歸後告別西方 令港漸變質
令香港逐漸「變質」的，是回歸之後「告別西方」，香港可能無法再有中西融合的環境做出一系列「精神文明」貢獻。母校英華書院200年校慶，令我重溫了一段段中國近代史。其中西方傳教士來香港辦學、出版、辦報、傳教，無一不對後來的中國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倫敦傳道會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原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1843年隨香港開埠，與英華一同遷往香港。除了辦學，理雅各還致力編印各種教會及西學書籍。當時為清政府通緝的王韜（1828-1897，「百度百科」稱他為「清末傑出的思想家、政論家」，也是一名新聞記者）在教會安排、英國駐上海領事保護下逃亡香港，投靠同屬倫敦傳道會的理雅各，協助開展《五經》的翻譯，並陸續在香港出版各卷中華經典，向西方推介。
香港開埠初期只有英文報紙，在1853年創辦的中文刊物《遐邇貫珍》，由英華書院主理印刷，成為本地第一份中文報章。王韜在此基礎上，藉香港能接收西方資訊，創立了《循環日報》，在海內外建立了名聲，更被譽為「克服了傳統與現代的斷層，會通中西文化的隔閡」（參考：趙雨樂《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2016年；此外香港歷史博物館現在展出的「英華書院創校200年歷史展覽──傳道授業在香江」也有詳細介紹）。
貫通中西，廣納百川，是香港過去百多年的特色，這裏收納過不少通緝犯、政治犯、落難文人、學者、傳教士、政客、藝術家，也是戰亂時期商人和平民百姓逃難安身之地。他們沒有視西方為「敵對勢力」，反而創造了不少中西合璧的輝煌成果。在今時今日的香港，這種歷史機遇恐怕已成過去式，也是香港開始「變質」的現實寫照。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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