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獘何以異哉!」
《史記》中的「太史公曰」,是司馬遷個人對史事的評價,慣常是放在一篇傳記的末端。但這篇《孟子荀卿列傳》的「太史公曰」,卻是放在篇首(《儒林列傳》也是此例),可以看出,司馬遷是如何對當中的意見發出了深沉的慨歎。
利,確是貫串人類活動的一個中心點,適當地爭取利益、適當地避免利益受損,是人類生命歷程中成敗的關鍵。梁惠王見到孟子,劈頭第一句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梁惠王上》)這本是很自然和坦白的發問。《史記.商君列傳》記「(秦)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原因是衛鞅「說公以帝道」。可是當衛鞅改變策略,「說公以霸道」之時,「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你覺得是孝公還是衛鞅更加坦誠?
但這種好利惡德的習性,施展於人生,卻是支配人類文明和不文明的一條很重要的界線。司馬遷看到梁惠王只言利,「廢書而歎」,就是他在整理人類生活行為的記述的時候,深深體會到利益的爭奪是引發混亂的開端,是過去歷史出現紛爭、仇殺、嫉妒、猜忌諸種禍患的根源。
史實血跡斑斑
中國經歷了一段緜長而複雜的遠古史。由於是封建的帝制社會,不同範疇權力的繼承,當中所蘊含的利益爭奪,是這段遠古歷史充滿血腥的總根源。
一個王朝的更替、分裂時期國與國的爭戰,以至官吏將士爭上位的過程,蘊構不同的謀略,而這種謀略卻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中國有史以來,究竟發生過幾多場戰爭,戰死過多少人;一場嫡庶權位的爭奪,究竟牽連了多少條生命;一個人想去奪取某個位置,想出了多少計謀,殘害了多少無辜者;以至明明是不涉於事情的,只要站錯位置,表錯態,這都是構成史實血跡斑斑的主要原因。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有時為了利益,連自己親人,甚至連自己都殘害。比如吳起:「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又比如易牙和豎刁,是齊桓公口中形容為「烹其子以快寡人」和「自宮以近寡人」的人(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張守節正義)。還是管仲看得透:「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同上)可是歷史還不是不斷重複人的利害爭奪嗎?
利益爭逐者要犧牲
只要人類之中存在着暴君、奸臣、悍將、妬妃等,注定有一定數量的利益爭逐者要犧牲,分別只在於犧牲的程度是多不幸或多殘忍。
這就是人類啊!當然最殘忍、最陰毒的人未必一定有好下場。例如吳起死後,被夷宗死者70餘家;商君建立強大秦國,權傾一時,最終不免車裂之災;阬殺趙兵40萬人的秦將白起畏罪自殺;秦將王翦三代為名將,卻被判定三世必敗,原因在於「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真正能遠離禍患的人,是在最適當的時候,甚至是在最適宜拿取最大利益的時候放手,保全生命。例如越國的范蠡,在越王句踐平吳以後,看透了可共患難,不可與共樂的人君,最終是會「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因而在事業最高峰的時候毅然引退,甚至有多遠走多遠,只做一個「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十一之利」的遠離政治的人物。(事見《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又例如張良,在「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替漢朝定江山以後,急流勇退,因為他知道「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當然更知道劉邦的為人陰險毒辣,因而「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引文見《史記.留侯世家》)
司馬遷對孔子和孟子由衷敬佩,主要是孔孟都有逆向思維──逆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的生活慣性,提出明知對自己毫無利益的排拒利益思維。「利誠亂之始也」、「放於利而行,多怨」,這不單是孔孟思想,應該也是司馬遷思想了。當然不以利為思想中心,應該是內心世界不單只有重利的凶殘,還有多少的人性。所以孟子提倡民貴君輕的民主思想,孔子也多處表達了寬厚待人、為政以德的治國主張,和輕視利益的思維是相互為表裏的。極權與民主,何者是人類發展應有的軌跡,鑑古知今,不是很明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