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退高麗美女清除大國主義

國際交往注重外交禮儀，古代的強勢大國政要，還有退回「性貢品」的謙讓之舉。

唐太宗（（598—649）時，鄰國高麗「獻二美女」，太宗謂：「美色者，人之所重」，但「憫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不可「愛其色而傷其心」，退回了「性貢品」（《舊唐書》第199卷）。

唐太宗睦鄰謙退性貢品

國與國需賴外交禮儀維繫對話、溝通，民間亦了解禮儀在多元社會中的「潤滑劑」功能。《紅樓夢》的大戶，就留意對外交往中的「禮數」。

榮國府中，賈寶玉喜歡在女孩堆胡鬧，還與大丫環「初試雲雨情」，但見外人、長輩時莊重得體，並不胡來。第56回寫賈母笑道：
「見了外人，……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還周到，……殊不知他在家裏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

如把56回的場景移置於當今現實，熱中鬥爭的戰狼，大可對內喊「偉大鬥爭」、唱主旋律，對外交往則注重外交禮儀、避免赤膊上陣。剛柔互濟，豈不可營造「親和力」、打開溝通對話之路？「內外有別」的邊界消失，與「韜光養晦」^（註1）大異其趣。

喊人口大國說擁戴程度

隨著阿拉斯加會談開場白「罵戰」、相互制裁，中美關係續惡化，戰狼愈勇愈狠，其發話常令局外人「難以理解」。

多年前，面對外國記者責問：你知道不知道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GDP總量）？現在，則宣揚人口大國，意即14億人擁戴黨和核心人物，權威性高不容置疑。

人口多並不等於強國、富國。據聯合國的數據，人口多的前10位依次是：中、印度、美、印尼、巴基斯坦、巴西、尼日利亞、孟加拉、俄、墨西哥（從14億多到1.28億）。除了美國是經濟發達國，人均GDP（IMF 2019數據，美元）超過6.5萬，俄羅斯剛達全球平均數1.1萬，大都是1千至4千多的窮國。

紅中則剛過萬元，仍低於平均數（華人聚居地的新加坡6.4萬，香港4.9萬，台灣2.3萬）。

人口眾多並非絕對富強，更不一定民意認受性高。人口眾多，經濟規模（GDP總量）大是很自然的，但亦未必是經濟發達國家，還得看相關的人均指標，如人均GDP、教育程度。

面對國際爭端，天天喊大國崛起、富起來、「中國智慧」引領全球治理。先是反覆強調經濟總量居第二位，避提人均量低，現在是突出人口大國民意認受性高，實無緩解糾結的說服力，反而引起西方的共同抵制。

在國際談判中，外交禮儀是各國很關注的事。

《禮記》是中華歷史文化和秩序文化的經典，其〈曲禮〉言：「禮，不踰節，不侵侮」（尊重禮儀則言行不疏離規範、不侵犯侮辱怠慢他人）；又稱「禮從宜，使從俗」（受禮儀約束，做合乎準則的事；有使者身份的人，要順應當地的風土習俗）。

在當今的外交往來，《禮記》的「啟蒙」價值仍高。

毛曾經警告勿吹得太大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強硬外交是對外政策的主流，但不少時段尚能留意外交禮儀。

毛文革（1966—1976）前，外交以反美為重中之重，但對外交官或其他幹部有禮儀（或策略）的約束。1950年6月，毛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講話，告誡「不要四面出擊」。

1954年6月，毛提到「我們是一個6億人口的大國」，但大概50年才能建成「像個樣子」的社會主義國家。他說：「現在……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翹起來」，「到50年後像個樣子了，也要和現在一樣謙虛。……100年也不要驕傲，永遠也不要翹起尾巴」^（註2）。

當時，毛對外還比較謙恭，並不以為人口大國要翹尾巴訓人。

對外勿傲慢戒大國主義

1958—1960年大躍進、全民煉鋼^（註3）期間，毛的對內政策是極左的一套，但對外交官的禮儀仍有約束。

1959年2月，他審批的紅頭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在對外關係中切實糾正驕傲現象的指示〉，提到幹部「滋長著一股驕氣」，「在對外關係中也有明顯的流露」，「處處用我們的框子去衡量人家，多方挑剔和指責人家的缺點，……對帝國主義存在著輕敵情緒」，「突出的表現，是態度上的傲慢、宣傳上的浮誇和處理對外事務的輕率」。

文件告誡：「在對外關係中，必須保持謙虛謹慎，……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成績愈大，我們就愈加需要保持謙遜和冷靜的態度……決不可因此高傲自大起來。」

去韜光養晦戰狼太張揚

毛文革期，「造反外交」的衝擊很大。直到1980年代，才有真正的「撥亂反正」。八九學潮後，接趙紫陽當總書記者，提出「講政治」、強化反自由化、加強專政職能。

1980年代以來，紅中的外交政策，改變「革命鬥爭」模式，轉為對話協商為重。

這種改變，與對全球「大勢」的論斷（假定？）有關，毛強調全球戰爭不可避免，要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堅持對兩霸（美帝、蘇修）的鬥爭，毛思想必然勝利。

1980年以來，戰爭與和平觀大轉變。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提到全球戰爭有可能避免，和平與發展是全球的主題（1982／1984）。後來，大家長鄧小平，論析和平與發展的全球戰略，並於1989年後提出「韜光養晦」。

鄧小平反對發起以反和平演變為名的政治運動，呼籲堅持發展經濟，強調「韜光養晦」：
「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站穩腳跟，韜光養晦」^（註4）。
1992年，他說：「再韜光養晦地幹些年」^（註5）。

「韜光養晦」的意涵，本欄的解讀是：
「有所作為，有所不為」，堅持抵制美國霸權主義，防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該發聲的發聲；但是，不要當頭、大肆張揚、到處樹敵、捲入太深，靜觀蘇聯東歐變化；留意國際交往的禮節，收斂鋒芒，謙虛謹慎，不要傲慢。

以「韜光養晦」的謀略推展睦鄰外交，注重「禮數」，樹立崇尚和平、和諧的國際形象，而非到處惹起火頭的戰狼模式，或有較多的「外交成效」。收斂鋒芒，必須沉得住氣，得有「克己復禮」的耐性。

註：
1，中美建交40年不提韜光養晦
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90103.htm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506頁。
3，光明日報1994.6.14，5版。
4，北京人說氛圍再議土法煉鋼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5%8C%97%E4%BA%AC%E4%BA%BA%E8%AA%AA%E6%B0%9B%E5%9C%8D-%E5%86%8D%E8%AD%B0%E5%9C%9F%E6%B3%95%E7%85%89%E9%8B%BC/

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346頁。

本文原題〈謙退高麗美女消除大國主義〉，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