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否決政改的真正贏家？

政改方案在4月22日公布，從方案中可以看到，政府已經花了不少心思，在人大8.31決定所容許的範圍內盡力引進民主成分，盡量提高特首普選模式中的開放性、競爭性和透明度，並促使提委會的提名權的行使能受到民意的監督和制衡。

 

 

這個政改方案的設計上的最關鍵部分，是「兩階段」的提名程序，其中第一階段的「入閘」門檻較低，而且設有參加推薦參選人的提委會成員人數的上限，從而鼓勵提委會成員推薦更多參選人。此外，參選人在第一階段產生之後至提委會進入第二階段選出候選人之前，讓各參選人有機會面向社會，介紹其參選理念和政綱，從而讓每位參選人是否獲市民支持的民意通過民調等機制發揮作用，給提委會參考。還有提委會成員不記名投票以選出候選人，以防止外界操控提委會成員的投票行為；提委會成員可投兩票至n票（n為參選人的數目），這樣有利於盡量產生三名候選人。最後普選的結果將會是民意的真正和自由的表達，投票率愈高，投白票者愈少，選舉便愈成功。因此，提名委員會將有誘因提名眾望所歸的候選人，以爭取選舉成功；由於市民有不投票和投白票的自由和權利，所以提委會的提名權是受到民意監督和制衡的。

 

政改方案如獲立法會通過，應有助於改善香港的政治生態、要求特首候選人向全港選民「拜票」、增強特首選舉中的良性競爭、促進特首向全體市民的直接問責性、強化市民的公民權利（尤其是其選舉權）、提高市民的參政意識，而且很可能導致（原來沒有特首選舉權的）草根階層和中產階級的利益更受政府重視、並（通過2017年普選產生的特首與泛民的良性互動）有利於香港政制的進一步民主化（包括立法會在2020年邁向全面普選以及特首普選制度在2022年以後的優化）。

 

 

泛民人士對於8.31決定的主要批評是，這樣的特首普選不是真普選，因為提委員會對有意參選者進行篩選，參選權、被選舉權受到過份限制，不符合國際標準。泛民這些批評不無道理，但問題是《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制度本身便是在世界上罕有的，國際上通用的提名制度是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此外，香港不是獨立國家，從中央的角度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的民主不宜全盤採用西方民主國家的制度，8.31決定反映的便是這點。

 

即使在西方國家，民主和普選實踐也因應各國的情況而有所不同，例如在當今美國，總統選舉中選民實際上只有兩個選擇，而且正如有名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Lawrence Lessig 指出，在美國，由於競選經費主要來自佔美國人口0.05%以下的超級富豪的捐款，所以這些極少數人實際上便決定了誰可以參加競選（見Youtube – Reclaim Democracy – Nantucker Project）。

 

 

從民主綜合指數或水平來看，如果這次政改方案獲得通過，香港的民主水平可能超越新加坡（因為香港的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等政治自由比新加坡多），也絕對超越中國內地（內地根本沒有市長的普選）和北韓（雖然有泛民人士把香港的普選與北韓的選舉相提並論）。

 

歸根到底，民主的核心內容是人民的意見得到表達和尊重。選票是公民表達其政見的最方便的工具（相對於上街、佔領等活動）。有了選票，市民才能夠通過投票行為（包括投白票或不投票）來表達其對候選人的支持或反對的意見。

 

 

最近在香港上映的一部關於馬丁路德金為黑人爭取投票權得到電影 Selma，使我們體會到投票權的可貴、重要和神聖。美國黑人在上世紀60年代爭取到投票權，到了今天，才出現第一位黑人總統。歷史教訓我們，爭取民主，必須寸土必爭，循序漸進。

 

在香港的情況，可先爭取市民投票選特首的權利的確立，然後爭取立法會全面普選以及特首參選權（提名權）的進一步開放。所謂「袋住先」，袋住的是選票，在一個像香港這樣的自由開放的社會，選票的威力不容低估，普選結果將是選民的意願的真正和自由的表達。泛民人士以為，堅持捆綁在一起否決政改方案，便是勝利。所謂親者痛仇者快，其實否決政改，對於不想香港（特首選舉和立法會）民主化的某些既得利益者、保守主義者和威權主義者來說，便正中其下懷。如果政改被否決，他們將會比泛民更開心、更高興地慶祝，因為政改將變得遙遙無期。  

 

本文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