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愛「四大」?

奧斯卡頒獎禮擺了個烏龍，錯誤宣布《星聲夢裏人》為最佳影片，負責監督流程的普華永道會計師樓事後表示遺憾，幸好事件沒有進一步把現有的「四大」變成「三大」。所謂「四大」是指四間跨國的大型會計師樓，主要業務來自審計，亦即以獨立身份去評核企業的財務報表是否真確公正。說「四大」變成「三大」是半開玩笑，但事實上在十數年前，廣為人識的卻是「五大」。「五大」所指本是安達信 （Arthur Andersen）、安永 （Ernst & Young）、德勤（Deloitte & Touche）、畢馬威 （KPMG）和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香港因歷史源故多稱羅兵咸），其中安達信多年來負責審計安隆（Enron）的財務報表。

安隆是一間頗為傳奇的企業，這間創立於1985年的天然氣公司，不到10年便成為北美最大的天然氣銷售商，往後更在2000年成為了財富500強（Fortune 500）中的第6名。然而根據後來的調查發現，原來安隆一直扭曲各種會計準則來跨大收入和隱藏債務，包括透過複雜的交易，把借貸包裝成客戶的預繳貨款。雖然兩者都屬於資產負債表中的負債一邊，但預繳貨款是未來的銷售、將來也只是以貨償債，跟為將來的現金流帶來壓力的借貸對分析師來說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正因如此，當市場在2001年開始察覺問題時，安隆的股價開始大幅下瀉，安隆在賣盤不成之後最終也只好走上破產一途。其後的調查也發現安達信不單沒有在審計時做好把關的工作，甚至有透過其咨詢業務教唆之舉，在誠信破產的情況下，整個安達信的會計網絡也隨之瓦解。

「五大」變「四大」

即使「五大」因安隆醜聞而變成「四大」，但這些大型會計師樓畢竟擁有較多的專才和經驗，因此投資者對於這些大型跨國會計師樓負責審計的財務報表的可信性還是有較大信心。包括審計這種安排在內的會計制度繋於由訊息不對稱引起的代理人問題（agency problem），代理人問題有很多種，其中一種是當大股東的「話事權」大於分紅的權利時出現。試想一個持有51%股權的大股東，基本上能夠控制公司所有重要決策，但到分紅之時卻只能按股權獲取51%的紅利，這種情況下大股東有較大能力和動機對公司資源上下其手，再透過操控財務報表掩飾其事。有趣的問題來了，這種公司會傾向找這些更為大型、更為嚴謹的會計師樓核數嗎？

表面看來這種公司似乎並無理由「自斷財路」找嚴謹的會計師樓來核數，不過曾經在科大和中大共事的黃德尊和范博宏兩位教授利用亞州的數據，的確發現大股東「話事權」大於分紅權的公司更常聘用「五大」核數（註1）。這個出人意表的結果，在於大股東以外的小股東雖然受制於資訊不對稱而難於分辨財務報表資訊的真偽，但總能從大股東「話事權」大過分紅權這個事實中，推斷公司「造數」的風險不少，要是公司再找來名不經傳的會計師樓核數，恐怕沒有人會願意把錢投資在這樣的公司。除非公司將來沒有集資需要，否則大股東面對着股價低殘的企業，即使話事權在手也不會有甚麼重大得益。事實上，黃、范兩位教授的硏究也發現較為需要集資的「問題」企業更為傾向聘用「五大」。

根據黃、范兩位教授的研究，「問題」企業更為傾向聘用「五大」，而「五大」似乎也察覺這些企業的代理人問題所引伸的審計風險，所以即使在相同的財務情況下「五大」也更易對大股東「話事權」大於分紅權的企業的財務報表提出異議。不過，不要以為聘用「五大」核數對於財務報表可信性是一個正面的訊號，所有企業便應聘用「五大」核數。事實上「五大」核數的費用不菲，要是企業沒有甚麼引人懷疑的表徵，龐大的核數費用反而會有損股東利益。正因如此，在大型會計師行以外，我們還有為數不少的二線和中小型會計樓行事審計業務。

註1:  Fan, J. P., & Wong, T. J. （2005）. Do external auditors per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43（1）, 35-72.

黃健明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學士、風險管理科學碩士及經濟學哲學博士，同時擁有會計師（CPA）及特許財務分析師（CFA）專業資格。現為香港珠海學院商學院會計及銀行學系助理教授，投身學界前曾任職於多間金融機構，主要負責信貸及風險管理工作。研究範疇包括貨幣政策及香港經濟，2016年獲研究資助局（RGC）撥款資助一項關於香港貨幣史的研究，文章見於國際學術期刊及本地報章。

View all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