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ESG，由ABC開始──專訪恒大ESG研究中心鄭子云教授

氣候暖化危機愈來愈受各界關注，但制定一套清晰的環境、社會與管治（ESG）的披露指引卻非易事。由於各地區的監管機構要求有異，評分機構亦各有商業考慮，對相關數據的理解不盡相同，令企業難以適從ESG披露標準。

本社為此訪問香港恒生大學何善衡博士銀行及金融學教授暨ESG研究中心主任鄭子云博士，從ESG基本概念，香港可以扮演什麼樣角色，以至未來綠色金融發展的大方向，為大家深入淺出地解畫。

順帶一提，鄭子云教授在本社今年6月12日舉行的第五屆財經峰會暨ESG大獎頒獎典禮擔任評審委員會主席。

問：什麼是ESG？

答：ESG 3個英文字代表着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及管治（governance）。在商業行為中，企業管治的概念已經存在很多年，有不少研究文章都認為，可持續性發展（sustainability）的商業行為對公司有正面關係。

2006年聯合國發布一份題為”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UN PRI）報告，提出將ESG 3個非財務指標融入與傳統評級體系一併考慮，讓企業投資者評估一家公司價值，可能體現更大回報，亦即是seeking alpha（跑贏大市的額外回報）。

ESG integration將重要ESG信息納入揀股票的參考指標，以改善客戶投資組合的長期財務成果。ESG信息屬於非財務性，聽起來有些抽像，究竟有哪些指標可以用來評估企業價值。

對於這問題，過去十多二十年，不少公司及研究機構發布了學術文章，討論管治（G）的指標，這裏不作贅述；但在環境（E）及社會（S）方面卻提出了新看法，以環境為例，有大氣的碳排放、水資源污染、酸雨等各方面，每個範疇都有清晰的硬指標，雖然這些是非金融數據，但都可以科學方法量化。

反而，最主觀及最具爭議性是社會責任方面。

如何界定一家公司履行應有的社會責任，例如推動員工認識歧視行為，又或是公司提供更多僱員福利，設立托兒服務、讓員工可在家工作，避免他們舟車勞頓，無疑這些都是有用的軟性手段，但要量化效果，需要多些公司一齊深入探討，提供更多數據，才可清楚了解什麼是社會責任。至於其與股票價值的關係究竟有多密切？這方面需要更多研究。

問：ESG有好表現的公司，是否投資回報會跑贏其他公司？

答：現時不少投資分析員都推介一些ESG或者環保概念的股票，究竟在ESG披露有好表現的公司，投資回報會否跑贏其他ESG表現差的公司，這問題具有爭議性，值得深入探討。

根據學術研究、或是與企業和投資者分享時所得的主觀判斷，據稱可能有約五成機構投資者和資產管理人（asset managers），相信投資ESG概念股會帶來正面回報，但要強調，沒有人能確認這個關係的存在和關連度有多大。

譬如說，企業在提升ESG多一倍投入，回報能否就增加三成，沒有人會作出這樣的斷語。

第二個企業通常會問的，就是如何評定ESG的表現？

當一件事成為主流，便有不少人會出蠱惑、鑽空子，公司會盡量誇大在ESG和綠色金融的表現，但實際上未達到其吹噓的程度，這是所謂漂綠（greenwashing）或ESG washing行為。由於市場人士很難分析真假，令市場訊息混亂，要分析ESG披露水平與投資回報的關係更加有難度。

至於哪些是greenwashing、哪些是ESG有好表現的公司？這個有待分析員及資產管理人能有效地釐清。

問：財爺陳茂波在今個財政年度批出150億港元零售綠債的發行計劃，反映港府對綠色金融的重視，你認為香港這方面進度如何？

答：在我眼中，綠色金融是ESG行為其中一個重要環節，環境（E）便需要綠色金融去推動，我絕對相信金錢力量（power of money）可以用來做好一件事，但想深一層，當我們發行綠色債券籌集資金，必須投放在綠色或ESG相關項目上，若然未能落實這點，推動綠色金融可能只是一個口號，一個形式。

雖然香港被喻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少上市公司落戶香江，新股集資額連續多年榮膺冠軍，但真正推動香港經濟。為港人提供就業，以及在港註冊公司數目，都是以中小企最多，因此，我認為香港對非上市中小企的綠色金融，以至相關人才的培訓，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目前中小企不單面對經營環境轉差的困境，需要融資時也不懂如何向銀行申請綠色貸款，這方面有需要給與教育支援，令中小企更掌握如何向銀行呈報ESG數據，銀行可以讓其客戶知道若披露做得好，不但可以批出綠色貸款，甚至在貸款方面提供更多優惠，這樣才能實際幫助香港大部分企業的生存。

問：在幫助中小企方面，港府近月推出商業數據通，滙豐即時跟進推出中小企貸款服務，港府還可以哪方面幫助中小企？

答：在這方面我提出兩點，第一點就是兩三年前香港推出虛擬銀行（Virtual Bank），虛擬銀行的商業模式實際考慮到如何善用大數據，並將之融合在銀行向中小企貸款程序上，能夠應用更加科學性數據去精準了解中小企的還款能力。

但另一樣更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協助中小企申報數據，如果中小企的商業數據不清晰，實際上都好難取得銀行貸款。

由於立足灣區的企業大多屬創科及實業一類，如果香港能夠在灣區推動綠色金融ESG數據的科技化，香港在大灣區便可以做領導角色，所以第二點的總結就是Fintech X ESG，要實行ESG的科技化。

通過電腦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建構一個大部分中小企可以低成本及高效的模式使用ESG數據，若連他們的持份者（stakeholders）都可以使用，這樣將可建立一個很好的ESG生態。

問：中港商貿關係緊密，香港若要在ESG披露融入科學性元素，會否需要參考內地ESG披露方式？

答：這是個好問題，但會遇到兩項挑戰。第一項挑戰就是，當我們披露ESG數據，有否需要較為本地特色的標準。

現時香港的ESG標準參考美國及歐洲的制度。由於各地區情況有異，不要說香港的中小企，就算是大公司要落實歐美標準亦有難度，我的看法是，這樣的高標準對本地公司不太公平，所以，先要釐清香港公司需要披露哪些ESG數據，由港府加上大公司去推動一個有本土特色的ESG標準。

第二點是當這個本土標準推出後，需要港府或者大公司共同推動一個簡單化平台，讓中小企能夠將數據上傳至平台上，就好像現時信貸資料庫的信貸評分（credit score），例如要知道這家公司的環境（E）評分，可以在它的行業抽樣100家公司，每家公司的碳排放或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度，便知道它達到哪個水平，如果做到這樣國際、亞洲或者大灣區的ESG標準，便能夠肩負起領導者角色，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問：Tesla掌舵人馬斯克曾經抱怨被剔出ESG指數組合，但另一家油公司雪佛龍卻可以留低。事實上，人們對ESG概念仍有很多誤區，可否為我們釋疑？

答：這是問題非常具爭議性，無論是學術界和企業都未能給出完滿的答案。

這個問題實際是問，當我們表揚一些ESG表現好的公司，須否申明它處身行業有沒有造成污染，或者ESG指標在某方面達到絕對標準。

如果有這樣的絕對標準，所有行業如石油及化工行業便不能獲得獎勵，原因是以現時科技水平，這些行業無可能在生產過程將所有污染物「清零」，那麼問題便會出現。

如果你不對一個壞孩子作出獎勵，它便不會慢慢變好，壞孩子都需要鼓勵！所以我認為，如果一些易造成環境污染污的行業，例如石油和鋁礦開採，若然行業裏龍頭大哥添置很多設備，致力減低污染，有這樣的進步而不獲得嘉許，我對此也不太贊成，因為你損失一個推動行業更加權衡地跟隨龍頭去減低污染的做法。當然，如何做是社會最終決定，讓結果說明那個是最佳方案。

問：碳信用（carbon credit）對推動企業提升ESG有何正面作用？香港在碳信用交易可以扮演什麼樣角色？

答：對於這問題已有不少討論，記得去年我主持一個ESG及Fintech峰會論壇，當時邀請兩位嘉賓，一位是港交所聯席營運總監及股本證券主管姚嘉仁（Wilfred Yiu），另一位是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Peter Yan），兩位不約而同都讚成未來ESG需要與科技掛勾，又討論到碳信用在港的發展空間。

我作為對談環節的主持人，聽到兩位專家的分享，他們都認為香港建立碳信用交易所絕對是好主意。雖然內地已成立多個地方級別的碳交易所，但出現很多問題，其中一個是數據的可靠性。

當A公司宣稱它減了一噸碳排放，B公司也如是說，它們的數據是否可靠？因為有可能是虛報或錯誤量度，那麽問題就不在碳信用本用，而是有沒有一個獨立第三方認證機構去核實你所說的一噸就是一噸，如果沒有清晰指引，碳信用的產品便很難在全世界通行，你只能在中國某條村做碳交易，在歐洲就做歐洲企業的碳交易，若你要做全球化標準，現在離這個目標好遙遠。

假設我們制訂了一套好科學化的標準，（就算不能全球通行），那麽退而求其次，可否在區域做碳信用的交易？例如亞洲、大灣區，對於香港在碳交易市場能否擔任領導角色？我認為技術上無難度，但要盤活金融市場，要有一些投機者提供流動性，只有人買而沒有沽，便難以造成買賣

若有流動性提供者（liquidity provider）出現，一定有相應的衍生工具，包括ETF、期權及期貨，如果只有減碳排放的公司參與交易，沒有投機者，便很難推動碳信用市場健康發展。

問：ESG的認證及評級已發展成初具規模的產業，香港有沒有機會成為這兩方面的中心角色？

答：我覺得機會一定有，但暫時我並不太樂觀。

香港始終缺乏環保方面的專業人士，這要修讀化學、環保工程，香港在這些學科的畢業生不多，可能內地的條件更為優越，擁有更多工業大學的畢業生，所以從整個大灣區、以至大中華地區，香港可以做一個協調角色。

要完全倚靠香港本身的人材資源、軟硬件及法律配套，就算延攬包括具專業水準的認證公司等不同參與者，短時間未必能有成果。

問：中國致力減碳排放，香港可以如何配合國家政策？

答：讓我收窄問題，討論焦點是香港如何在綠色金融方面配合國家政策。

因為S與G暫時並非中國主力推動的範疇，反而在綠色金融或者碳氣候等E方面，內地國有企業或大公司已知要符合哪些標準，它們跟隨的是內地標準，當這些標準指引出台，如何量度它們，香港在這方面便有角色扮演。

香港優勢在於公信力，始終香港制度與西方接軌，有專業人才，無論法律及培訓人材等方面，相對內地而言，香港有領導地位，所以在教育、建立標準、建立資料庫及評估工作等方面，香港肯定可以擔任龍頭角色。

觀看鄭子云教授訪問影片：

本社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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