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政治與時代大衝突|鄭永年

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這一概念出現在二十世紀後期，特別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時期。一般意義上，認同政治是指在社會上人群因性別、人種、民族、宗教、性取向等集體的共同利益而展開的政治活動。但因為認同政治指向群體，而群體則是無限可分的，所以認同政治所指範疇愈來愈廣、愈來愈深入、認同劃分也愈來愈細微。

例如性別，傳統上的男女性別迄今已經發展到LGBTQ（即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transgender跨性別者和queer酷兒）等範疇。隨着科學對性別認識的深入，未來出現更多的性類別也不足為奇。

再如，傳統的民族定義到了今天已經不再適用了。原本同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群體，由於不同群體所持的不同政治或者價值觀，可以有效分解原來的民族概念。台灣和香港一些人鼓吹的「民族主義」就是這種現象。實際上，認同政治一旦和價值觀（無論是道德上的還是世俗的）結合起來，必然具有了無限可分的性質。

儘管認同政治的結果往往背離西方自由主義，但認同政治恰恰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產物。自由主義往往和自由、民主、人權、尊嚴、公平、正義、和平等等概念結合在一起，認同政治因此也對各個社會群體產生着無限的吸引力。認同政治產生之後，對一些訴諸認同政治爭取權利的社會群體，也產生了一些積極的效果。美國最高法院最近通過一個歷史性裁定，聯邦就業法律保護LGBTQ員工不受歧視，僱主不得以這些員工的性取向為理由解僱他們。

但總體上說，認同政治積極的成效屈指可數，其大多數訴求的滿足，僅僅停留在理論和法律層面，離訴求的實現還有很大的距離。經驗地看，人們不難發現，一些認同的可能性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幾乎近於烏托邦，很難真正轉化成為現實；更有一些認同，其實際的效果隨着認同的浮現、深化和強化而背道而馳。

在實際生活中，當代社會的一個顯着特點，就是以認同政治掩蓋階級（階層）政治，以身份平等掩蓋實際的不平等。在西方，因為「一人一票」制度的實現，認同政治所產生的政治權力是顯然的，在理論上、法律上都給予了「人人平等」的地位。但猶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樣，不同性別、種族、民族、宗教和社會群體等在實質上還是不平等的。

美國黑人抗爭運動從上世紀60年代延續到今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儘管人們都會認為，抗爭為通向平等之「必由之路」，但現實地說，這個「必由之路」也僅僅是假設，或者說一種可求不可得的理想。

導向衝突和紛爭

更為重要的是，認同政治愈來愈成為社會內部衝突和國際紛爭，甚至戰爭的一個主要根源。認同政治導向衝突，道理並不難理解。認同政治是建立在「自我」與「他者」的區別，甚至是矛盾之上的。在社會群體內部因為群體的「無限可分」而產生衝突；外部因為對其他群體的歧視、妖魔化而產生外部衝突。這些一旦表現在國際社會，便演變成為國家間的衝突。

認同政治所導致的內部衝突，最顯着地表現在冷戰結束以來的恐怖主義力量的崛起上。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可以自由地表達和選擇自己所需要的「思想」，並且也藉社交媒體，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所接受的思想轉化成為行動。因為從社交媒體自由選擇而來的思想，往往具有「蠶繭效應」，即人們為這種非常狹隘的思想所裹挾，人們的行為愈來愈具有激進化甚至暴力化的特徵。中東「伊斯蘭國」的崛起和各國「投奔」伊斯蘭國的年輕人，都具有這種特徵。

美國當年借「911」名義入侵阿富汗及伊拉克，掀起全球性的所謂「反恐戰爭」，激化了中東乃至全球伊斯蘭世界，所導致的用極端宗教信仰名義，在各地開展的恐怖襲擊，倒過來助燃了伊斯蘭恐懼症以及白人至上主義思潮。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相信異教徒迫害穆斯林，所以鼓吹在全世界對非伊斯蘭教徒（甚至不同派系的穆斯林）發動用「聖戰」包裝的恐怖襲擊。

白人至上恐怖分子則利用這些「聖戰」為藉口，相信穆斯林要消滅現代西方文明，所以必須對其趕盡殺絕。這也是發生在2019年震驚世界的新西蘭回教堂槍擊慘案的背景。很多證據顯示，犯案的澳大利亞籍青年嫌犯單獨行凶，他因為接觸了極右納粹主義思想，而自我激進化。這種極右思想強調白種人的純正血統，因此不但由於911事件而仇視穆斯林，也排斥西方社會裏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其他非白人。

很顯然，此類認同政治已經給那些多元宗教信仰的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人們擔憂的是，無論是言論自由還是社交媒體，都有效地促成認同政治的激進化，而激進化的行動會隨時爆發出來。

如果說由認同政治產生的恐怖主義，是人們譴責的對象，那麼由認同政治導向的國家分裂主義，則往往具有誘人的魅力，為人們所頌揚，因此往往對多民族國家構成致命的威脅。蘇聯的解體，即刻造成了東歐國家從蘇聯集團解放出來；與此同時，認同政治則強化了諸多國家內部不同民族群體間的衝突，導致了原先國家的解體。西方基於「人權高於主權」之上，鼓勵和促進這些國家的解體。應當指出的是，西方「人權高於主權」原則，本身便是認同政治的產物。

然而，認同政治的這種效果，很快就延伸到西方諸國。西班牙東北部自治區加泰羅尼亞2017年舉行獨立公投，讓西班牙陷入憲政危機。反對公投立場強硬的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決定用強制手段阻止公投，並獲得了西班牙憲法法院的支持；法院認為公投違憲非法。

富裕的加泰羅尼亞一直不滿向中央政府繳納過重的稅負，憲法法院此前否決國會賦予當地更大的自治權，更是加劇了獨立的情緒。這些年來，化解加泰羅尼亞人的義憤，一直是西班牙政府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加泰羅尼亞人要求獨立並非唯一的例子，歐洲其他國家，包括英國的蘇格蘭、意大利的南蒂羅爾等，都存在長期的地方自治和分離或獨立訴求。蘇格蘭在2014年舉行獨立公投失敗。然而，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後，再度引發蘇格蘭獨立的訴求，因為蘇格蘭經濟發展有賴於歐盟會籍。同樣，以德語居民為主的南蒂羅爾，也不滿意大利在2011年可能爆發主權債務危機，而加重南蒂羅爾稅負，導致要求脫離意大利，回歸奧地利的呼聲重現。

認同政治所引發的國際衝突和戰爭更是屢見不鮮。歷史上，早期的宗教戰爭（尤其是十字軍東征）便是一種認同政治，因為人們只認同自己的「上帝」，而容忍不了其他人的「上帝」。近代之後，西方世界隨着工業化和商業化、世俗化進程加劇，國家間往往為了利益而發生衝突和戰爭。

西方諸國之間的諸多形式戰爭，包括帝國主義戰爭、殖民地主義戰爭和美國式的佔領都是如此。在美蘇冷戰期間，兩國之間儘管是世俗利益之爭，但世俗利益被有效意識形態化，或者價值觀化；兩個陣營的對立，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認同政治。

冷戰之後便很快又出現了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說的「文明衝突」。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宗教衝突時代。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與歷史上的宗教衝突，不同的地方在於作者在宗教（文明）之上加上了世俗的「民主」（認同政治）因素。例如，亨廷頓認為，中國和日本不屬於同一個文明，因為日本已經是民主國家，屬於「民主」文明。

這種以世俗現象為核心的認同政治，在冷戰後變本加厲。911恐襲事件之後，小布殊政府開啟反恐戰爭，提出了「要不和我站在一起，要不就是我的敵人」的原則，在國際上塑造「民主價值同盟」。到了奧巴馬政府，美國不怎麼強調所謂的「價值同盟」了，但其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則成為「價值同盟」的狂熱的提倡者。

基於「民主」之上的認同政治

今天，圍繞着中美關係、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基於「民主」之上的認同政治，儼然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的主題了。

瑞士《金融經濟報》刊發的由蘇黎世大學宏觀經濟學教授沃特（Joachim Voth）撰寫的一篇題為《瘟疫與體制競爭》的評論，便是認同政治塑造的典型。這位學者曾經在今年早些時候（3月）提出，只要中國人繼續販售、食用野生動物，西方國家就應該限制中國人入境。這次，沃特再次提出，只要中國不民主，就無法保證能妥善應對下一場疫情，因此西方國家應該限制中國人入境。

沃特注意到，疫情爆發之後，歐洲不斷有人讚嘆中國的「專制體系」，能夠不惜一切代價採取強力措施，取得了比西方國家更高效的防疫成果。但作者認為，中國的事例不能說明「專制」的有效性，因為俄羅斯、伊朗這樣的專制政體，在此次疫情中一敗塗地。

儘管歐美國家在應對冠狀病毒疫情過程中，也宣布了緊急狀態，對公民基本權利作出了諸多限制，但民主制度憑藉着毫無保留的反思能力、政黨競爭、言論開放，總是能夠比體制競爭對手更快地找到自身問題。

民主是一種具有極高學習能力的體制。在需要全體民眾做出犧牲和奉獻時，具備民選合法性的政府是無可替代的。歷史的一大教訓就是：長期而言，民主總是優於專制。作者對西方開始流行的「民主懷疑論調」憂心忡忡。這無可非議，但是作者把這種擔憂，轉化成為對中國「專制」的批評和譴責，便是「認同政治」在作怪了。

實際上，這種妖魔化中國來強化西方民主認同的做法，最近一段時間開始盛行起來。

在美國，強硬派和保守派政治精英，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國會議員，乾脆用「中共」的概念來替代「中國」，其用意不僅僅在於人們所說的，分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之間的關聯，更在於把中美制度的不同，視為是中美衝突的根源。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6月19日以影片形式，在丹麥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議上所做的「中國挑戰」的致辭堪稱典型。蓬佩奧批評「中共」敵視民主價值觀，威脅到世界各國，呼籲歐洲盟友不是在美國和中國之間，而是在「自由與暴政」之間作出選擇。

英國政府提議為了應付中國的5G技術，用「十國民主集團」或者「十國民主聯盟」（D10），來取代原先的「七國集團」（G7），即在原來的七國基礎上，再加上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

據韓聯社消息，韓國科學技術信息通信部6月15日表示，旨在促進人工智能發展和應用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組織」（GPAI）當天正式成立。德國、法國、新西蘭、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斯洛文尼亞、墨西哥等14個國家加入該組織。 GPAI旨在基於「人權、包容、多樣性、創新、經濟增長和社會利益」的原則，解決人工智能領域熱點問題，為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貢獻。

從英國和韓國的動作不難看出，這些國家基於認同政治（對民主的認同）把中國排除在外，或者把中國直接置於對立面。

很顯然，認同政治已經從社會個體、群體上升到主權國家對自身的認同，對他國的排斥。正如前面所闡述的，認同政治和衝突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如果認同政治在一個社會內部已經導致了無窮的衝突，認同政治也必然導致國家間的衝突乃至戰爭。並且，歷史經驗表明，這種把世俗價值宗教化和道德化的認同政治，所導致的衝突和戰爭，具有更大的暴力能量。

可悲的是，無論是一個國家的內部，還是國家之間的關係中，今天世界的大趨勢便是認同政治的強化。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的世界，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精英，都已經陷入了認同政治的陷阱，並且陷得很深。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獲取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一麥克亞瑟博士後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先後出版專著十餘部，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