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採訪受辱人格尊嚴受損

記者受到粗暴對待的「510事件」，引發8個傳媒專業組織和工會的強烈抗議，也受到許多港人和外國傳媒的關注。《信報》12日相關報道的標題為〈警喝傳媒蹲下讀名工會斥「極盡羞辱」〉。

記者被羞辱工會提抗議

5月10日母親節，有人在旺角商場集結、展出口號橫額。

在場合法採訪的記者，被警察吆喝蹲下，遭粗暴對待，諸如針對眼瞼噴胡椒噴劑，受傷者未獲洗眼之助；明報記者則「遭警員喝止並帶到後巷搜身查問」。

《明報》編輯部的聲明，稱警方「無理地向已被包圍的記者噴射大量胡椒噴劑。」（註1）

《德國之聲》資深記者李澄欣的專題報道，引述香港記協主席的談話，謂：「從來沒想過在香港做記者會有人身安全問題，更沒想過會出現以記者為目標的攻擊，而且是來自警方。」（註2）

香港記協和傳媒工會的〈511聯署抗議〉，提及記者受到「羞辱」和「瘋狂干擾」；警方「近距離向記者眼、耳等噴射胡椒噴劑。」（註3）

涉三大因素公權制約弱

這類粗暴事件頻仍，涉及三大因素：

一，行使公權力的法律制約脆弱；

二，公民自由權特別是人身自由，未獲有效保障；

三，人格尊嚴的維護不足，導致社會文明倒退。

應對民眾集會而行使公權力，須完全依據法律的規範；警察的執勤，應受《警察通例》嚴格的約束，沒有超越法規邊界的「靈活性」。行為越界，必遭到社會質疑，這是法治、訊息流通社會的常態。

在「510事件」前後，發生一些警員販毒或施家暴的行為，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有人呼籲：具公權者須受法紀約束。

粗暴事頻生無意解糾結

每次粗暴事件發生後，公權一方總是找藉口說「正當性」，諸如有人冒充記者、有人「阻差辦公」。

有人冒充記者，與記者的合法正常採訪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公權一方可對懷疑的冒充者查核，而不必阻撓記者的採訪，更不應以暴力恫嚇或「阻嚇」。

至於是否「阻差辦公」，得有可靠的「場景」記錄，不應以「感覺」或偏見濫加假定之罪名。

粗暴事件一再重複，關乎官方缺乏解開糾結的誠意。官方如有意對話，大可與傳媒組織、工會商討，發放記者採訪用的統一外套、標識，可隔開冒充者。不切實去解決紛爭，是留下找藉口的空間，形成惡性循環。

吆喝與辱罵輕人格尊嚴

確保新聞自由，保障記者合法採訪的人身安全，是維護香港自由的重要一環。維護和提升新聞自由，讓記者在合法範圍內充分發揮專業精神。

這種對自由的保障，有利於香港的營商環境、社會溝通和國際形象，最終有助整體經濟的發展。公權暴力在街頭、暗巷頻頻出現，經外國傳媒「疊印」之後，香港的國際形象有日益低下之危。

不尊重人格尊嚴，不當利用公權損害記者合法採訪的人格尊嚴，是社會文明的倒退。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曾任燕京學社社長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精研社會革命或社會變遷中的價值觀特別是人的尊嚴。她論及現在北京當權者「不尊重普通人的尊嚴」，成了特權階級的「代言人」（註4）。

發達經濟體文明勿倒退

國際貨幣基金（IMF）公布的2019的人均GDP（美元），香港已超過4.9萬（其他華人聚居地：新加坡6.3萬，台灣2.4萬，中國大陸1萬），早列入發達經濟體，其他社會文明全球指數（經濟自由、廉潔、法治指數等），均列較高層級。

在已走向文明之路的社會，尊重人的尊嚴應是行使公權力的一個準則。損害人的尊嚴，與發達經濟體、社會文明並不相稱。

儒家經典《論語．顏淵》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當今的香港，行使公權力者期望尊重其人格，就不應以自己不能接受的吆喝、辱罵、暴力，對待合法採訪中的記者。只有良性互動，才有可能建立互信、和諧的社會。

新聞自由度香港降七位

在全球的新聞自由指數中，香港排名一再下降，是官方應正視的「自由衰退」之一。

設於巴黎的無國界記者（RSF,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於4月21日公布2020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這是對180個國家、經濟體2019年實況的評估。

華人聚居地的排名：台灣43（42，去年排名），香港80（73），新加坡158（151），紅色中國（紅中）177（177）。

台灣列新聞有「自由」的等次，香港為「半自由」，新加坡和紅中在「不自由」之列。在亞洲，台灣排名僅低於韓國（42）、高於日本（66）。

香港較去年下降7位，是降幅甚大者。香港的新聞自由度本來很高，2002年列18位，2003年跌至56位，2014年降為61位，2015年只排70位。排名從「自由」到「半自由」，顯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日益受打壓。

自由之家關於2020指數的報告提到：「新加坡與香港也分別因通過了『假新聞法』與警察在示威遊行中粗暴對待記者，導致個別排名與亞洲的整體新聞自由度持續下跌。」

五個老共國排倒數序位

新聞自由指數的變化，關乎政治制度的差異、政治生態的改變。大體而言，實行「一黨領導」權力體制的「老共」（指老牌共產黨政權、國家，係中性陳述語，不含褒貶意涵）排名最低；威權主義體制的國家，如俄羅斯（149）、新加坡，也在「不自由」之列，排名甚低；經濟發達的西方自由國家，排名大都在高位。

5個「老共」的排名是：紅朝180（倒數1），紅中177（倒4），紅越175（倒6），紅老（撾）172（倒9），紅古（巴）171（倒10）。

在蘇東波（1989）後，轉型為自由、民主政體的原東歐「老共」，有5國排名高：愛沙尼亞14（11），立陶宛28（30），拉脫維亞22（24），捷克40（40），斯洛伐克33（35）。

前3個波羅的海國家，被蘇聯侵佔後成為加盟共和國，蘇東波後快速轉型並「投入西歐懷抱」，經濟、社會進步亦快，人均GDP相當於紅中的2倍半或接近2倍。其他指數如社會自由、廉潔都高。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新聞自由與「一國」的政治生態息息相關。2013年北京政局左轉，回到毛政治老路，衍生「亞文革」（註5），對香港的政治、新聞干預日多，以致新聞自由空間受擠壓。

註釋：

註1：《明報》聲明

註2：新聞自由探底記者斥港警「行刑式施襲」

註3：警隊一再踐踏採訪自由傳媒工會聯署抗議

註4：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422/cc22ouyangbin/

註5：〈許章潤再發聲評回到毛老路〉

本文原題〈侵害人格尊嚴社會文明倒退〉，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