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的這套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攝影集（以下簡稱《本集》），我是好幾年前在美國教育界和媒體界人士的討論圈裏最先獲悉的，當時就很高興它即將問世。因為我從1988–1989學年起就常規地在美國、澳洲和香港的大學裏教授中國文革課程，需要這類攝影圖片作輔助教材。此前一直用的攝影集是楊克林編著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館（1966–1976）》（以下簡稱《楊集》）。《楊集》是收錄了很多人拍攝的照片外加少數圖畫，按十個主題分類，名之以「分館」，用意是當時雖然不能夠在中國內地建立真牆實物的文革博物館，先建立一個印刷物的文革博物館，為未來建立真正的博物館做些準備。
為文革留下的第一手記錄
《本集》收集的照片是李振盛本人的作品，時間跨度涵括了整個十年文革，還有文革前奏曲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和文革結束後不久對與文革有關的個別人士的處理。對於生活在21世紀初期的年輕人來說，拍照片已經變得像哼小曲吹口哨一樣的容易了，人手一部手機，走到哪拍到哪，隨手拍隨手上網，我們這個世界每時每刻被無窮無盡的照片騷擾得不得安寧。
可是在20世紀中期的中國大陸，拍照片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首先你得要有一部照相機，其價格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夠承擔起的。我記得在我們那個文化重鎮的大縣城（當時全縣人口超過80萬），整個文革期間，極少有人能夠擁有一部照相機，否則不知要留下幾多精彩鏡頭！縣城裏的居民每家四、五個人，每月30多元的收入僅供餬口，節省下來100、200元買一部照相機是近乎天方夜譚的幻想。李振盛在文革期間使用的幾部照相機是他的單位提供的工作設備，所以他擁有了絕大多數普通人不具備的第一項條件。
第二項條件，是和文革期間的特殊政治氣氛相關，即便你有一部照相機，你也不可以隨意拍攝現場。紅衞兵、造反派、解放軍戰士、群眾專政大隊隊員會立馬責問你：「你拍這些鏡頭幹嗎？誰批准你來拍照的？有介紹信嗎？沒有？你是不是受了什麼人的暗中指使，來拍這些照片幹反革命勾當？說不定你是為外國特務機構拍照的？拿下來！」其後果不用細說，不是連人帶相機被拖走關押審查，就是照相機遭沒收、人被臭罵一頓攆走。李振盛能夠在諸多現場拍照，是因為他的正式身份是「紅色新聞兵」──是革命組織派他做這份革命工作的，是在履行革命任務。即便如此，據李本人回想，他當年剛開始拍照時，發現即使有《黑龍江日報》的記者證也不管用，紅衞兵依舊會懷疑他是敵對方派來偷拍的人員，直到他發現那些帶着紅袖標的人拍照可以通行無阻，便設法取得了紅袖標。
因此之故，李振盛就具有普通人不具備的諸多拍攝便利，也正因為如此，他不得不遵守那個年頭的革命規矩。即便他能夠到一些現場去拍照，也不等於他能夠拍攝他想拍攝的所有場面，他更不能夠自主跑到另一些場合去隨意拍照。比如《本集》中僅有的武鬥照片（第170–171頁），就相當「平和」，比這殘暴血腥許多倍的武鬥場面在黑龍江省內一定有，然而他不可以去隨意拍照。概言之，《本集》中的大多數照片是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之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能夠為文革留下的第一手記錄，基本上是屬於正規正當的攝影作品。這個基調必須講明，該集子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地下「反動文藝作品」。
正規正當、富有歷史價值的照片
這麼說，並不意味正規正當的攝影作品就不具有歷史價值；杜修賢等官方攝影師為毛澤東周恩來拍的照片、楊紹明為鄧小平拍的照片、隨軍記者為本國軍隊拍攝的照片，都屬於正規正當的作品，都富有歷史價值。若是有官方攝影師，把文革中江青津津有味地欣賞秘密進口的「海外反動、黃色電影」的現場照片發表出來，那就太精彩了！由於中國文革期間的真實場景照片不是很豐富，又由於這類照片後來被精心保留下來的更少，李振盛的拍攝作品聚焦在黑龍江省，就給後人留下一部省域文革的視覺編年簡史。《本集》裏那幾幅槍斃群體的異常珍貴照片（第192-204頁），早已經流傳天下，成為經典之作，此處就不再細論。以下僅就《本集》中特別有滋有味、但其深層寓意並不一目瞭然的若干照片，做些釋讀，就像給非專業人士解釋考古發掘資料一樣。當然，我的釋讀並不是唯一可能的內涵之剝離；換一個釋讀者，他或她的特別經歷及專業視角，也許會牽引出非常不一樣的讀法。
1966年初夏，文革從高層政治快速演變成街頭群眾運動，「破四舊、立四新」是首發階段。《本集》第81頁的改店名，反映的就是這類活動。這個老牌名店是哈爾濱市內最富俄羅斯特色的餐飲所在，原名Madier，據說是從Modern化過來的，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它被改名成「反修飯店」，那是專門瞄準着蘇聯而發的。「老毛子」（這是黑龍江人對俄國人的長年俗稱）在近代史上給中國造成過嚴重的傷害，同時也給東北尤其是哈爾濱帶來過一些很好的文明要素。到了文革期間，這些統統都被納入「修正主義」的籮筐。北京的革命群眾在這一年更早的時段把蘇聯大使館前面的路名改成「反修路」，皆出於一摸一樣的革命智慧。大革命中改名字，並非始於中國的文革。法國大革命中把一年12個月份的名字都改變了，乃是前驅的作為。
《本集》第149頁的新婚夫婦那幅是全攝影集裏最富幽默感的，我頗為驚詫的是誰提出了那個令人難堪的問題？因為文革期間中國城鎮所有居民的家裏都張貼着毛主席像，不論是客廳還是廚房還是卧室，我從來沒有遇到過有人責問「你家卧室裏貼毛主席像是大不敬，讓偉大領袖看着你們在床上幹那事？！」這樣的場合。好幾次遇到的，是另一種責問──鄉下有些農民把毛主席像貼在牛棚大門口、豬圈外面，紅衞兵或是下鄉知識青年看見了，就會說他們一頓，讓他們馬上改正。還有是農民買搪瓷臉盆回家，由於太窮，臉盆也當着腳盆用，大人洗腳小孩洗屁股，而臉盆的底部或周邊上有毛主席語錄，這也是要提醒他們糾正的。那個時代毛像無處不在泛濫成災，一旦發現有人把印有毛像的報紙或傳單當手紙用，丟在茅坑裏，往往就能引發一場「追查現行反革命事件」的小風暴，弄得雞犬不寧人心惶惶，為此而把肇事者判刑幾年的案例並不罕見。
《本集》第87頁和第161頁上的潘復生，在全國文革的大舞台上，也是一個重要角色。據中國內地研究者卜偉華和石名崗的考證，在全國2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中，只有三個沒有在1966年文革發動早期被當作「走資派」打倒，其中一個就是潘。他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及時單獨出頭造反，使黑龍江省成為全國最早成立省級革命委員會的地區（1967年年初，早於上海市這個毛親自關注的奪權樣板），因為按照毛澤東「大聯合、三結合」的指示，成立革委會必須有敢於造反的幹部代表參與奪權，潘的風頭一時無雙。照片中的他正值跑紅得意之關頭，一直到1970年3月至6月期間，被周恩來多次嚴厲批評──說他拉一派打一派，搞得全省老是不得安寧為止。隨後不久招致全省縣團級以上的幹部大會對潘群起聲討、撤銷職務、嚴格處理。文革中這樣的「朝為座上客、夕成階下囚」的人物層出不窮，潘是其中的領跑者之一。若是潘被批鬥的照片也能找到，收入本集，那就更加有趣了。
《本集》第100頁的照片，被批鬥的走資派身後牆上懸掛的一排中央領導人的畫像排列順序，頗為奇怪。如上所述，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領導權力結構發生重要變更，劉少奇排名從第二降至第八，林彪從第六升至第二，成為唯一的副主席，排在他之後的是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恩來和鄧小平。書中的這副照片註明是1966年8月25日拍攝的，卻依然是上述全會之前的七名常委排列順序，完全置文革發起時刻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於不顧。這在文革時期是嚴重的政治事件，是對「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副統帥的變相反對！」對此，我的釋讀是，要麼這副照片實際上拍攝於該年8月上旬之前，要麼這個批鬥會的場地是在一個非常偏僻閉塞的小地方，對幾天前毛主席黨中央的重大決策沒有及時領會。借用文革中紅衞兵戰歌的一套程式：「奇怪奇怪真奇怪，畫像排列是妖怪！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給拍攝者帶來大麻煩的作品
《本集》第236–243頁上的連續照，是近乎於「不正規不正當」、也就是很容易給拍攝者帶來大麻煩的作品（李振盛為保留這些資料也費盡心機），它們展現的場景比集子裏的多數照片更驚心觸目。歐陽湘的父親歐陽欽是留學歐洲的，屬於中共第一代革命家，由莫斯科派回中國的「國際派」要員之一，早在1926年就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組織部門負責人，其頂頭上司是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在軍權構成黨權核心的革命傳統中，周當時的軍權地位遠在毛澤東之上。大概也多半是由於這個背景，歐陽欽後來的地位就相對下降。文革前他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文革發動後被周恩來保到北京，受到衝擊不算太厲害。可是他的兒子卻遭了殃，最終「被自殺」。翻看這幾幅照片，我們可以得到的歷史教育是：第一，歐陽湘在那樣的公開場合下，因為呼喊革命口號，就能遭到如此這般活生生的折磨，嘴裏被強塞進亂七八糟的東西。日後張志新被押上刑場槍決之前，為了不讓她呼口號而生生割斷了她的氣管，也是同一個革命專政傳統下合乎邏輯的結果；第二，「被自殺」並不是在周永康主持內地政法系統期間才頻繁出現的，它早就被發明出來了，文革中的許多自殺案例，都應該納入「被自殺」的範疇。
《本集》第168-169頁上的「群醜圖」（文革中最有名的「群醜圖」參見《楊集》上冊第218頁），展示的是本集裏多次出現的黑龍江省級主要領導人挨批鬥的匯合場景。其他的照片上，這些領導人受公開侮辱和折磨的形象更為突出（第105–112頁）。翻到《本集》最後一部分第322–323頁，照片展示的是該省主要領導人率眾參加毛主席逝世追悼大會的莊嚴場面，第一排的多位，也就是《本集》前些部分裏挨批鬥被侮辱受折磨的那些人。十年文革，以大規模地打倒過去的掌權幹部亦即走資派為開端高潮（參閲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以過去的走資派又成片的變成掌權幹部為收尾結局。這一頭一尾所藴含的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意義，可作剝洋葱式的層層梳理。最簡單的，我們要問：這些幹部對剛剛去世的毛澤東有何真實情感呢？他們內心裏是在慶幸這一天終於到來了，還是悲痛欲絕？他們怎麼看待毛主席平生兩大政治作為之一（這是毛本人的總結）的文化大革命呢？他們將從中汲取何種教訓？他們將怎樣對待文革中奉命打倒他們的那些紅衞兵和造反派呢？他們中間的有些同事會不會日後以文革的方法對付別人呢？
對這些問題的探討追索在過去的40多年裏，從來沒有中止；對這些問題的反饋應答也時時推陳出新。我們知道的包括：上述「群醜圖」正中的任仲夷，後來被鄧小平派到廣東，與習仲勛等人一起，為廣東乃至整個華南的改革開放作出了後人緬懷的貢獻；並多次告誡全社會，不要以文革式的思路和方法來解決中國發展中出現的新毛病。也有詳細的報導，靠着本書中的那幾副照片作證，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時候，為「被自殺」的歐陽湘徹底平反。近幾年來，汕頭和成都郊區的民間小型文革博物館被關閉了，內地中學教材裏關於文革的章節被嚴加縮減及半遮掩了，清華大學曾經包含有大量文革內容的常規課程被刪除了，英文出版物含有文革研究主題的部分進不了內地網絡檢索系統了……所有這一切，都令有關文革的文字和照片的嚴肅出版物更顯得珍貴。當本書的讀者翻到開頭那幅張愛萍的題字時，應該明了：1988年3月，含有部分文革照片的《艱巨歷程》影展作品在北京的中國美術館展出，時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的張愛萍上將出席開幕式，接見李振盛並表彰說：「你為人民記錄了歷史，為國家、為社會做出了貢獻，人民會感謝你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愛萍於2001年1月得知國際上即將出版《紅色新聞兵》攝影集，特地為李振盛題詞。這樣的事，眼下想都不敢想。
行文至此，想起不久前中國的許多地方都在慶祝的「五四運動」99周年紀念。不知道出場的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是否真的了解這場中國近代第一波學生運動的深遠意義？整整99年前，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隨即影響到各地。自那以後，學生運動在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演變過程中就扮演着一個特殊的角色，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衞兵風暴，便是突出的案例。今後的中國學術界和文化界，對這一系列相關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能夠貢獻出什麼樣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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