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新聞自由要對焦警察修例局部小改變

新聞自由是民主基石，愛護民主的都有責任保護新聞自由，香港人都珍惜新聞自由，但不能因為議題敏感而捕風捉影，對任何政策的絲毫改變不看細節就簡單地跳到「民主已死」的結論。究竟警方修訂《警察通例》，在什麼情況下限制了什麼人哪方面的自由？討論這些細節對新聞自由帶來什麼影響，才是理性愛護新聞自由和民主的做法。

警察通例的修改部分是，警方在處理大型公共事件需要劃定「封鎖區」時，只承認在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GNMIS）登記在冊的新聞機構代表，或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傳媒，才有資格獲得提供方便進入封鎖區。

表達自由跟新聞自由並非完全相同

按照這個定義，什麼人在什麼情況下會受到影響呢？首先，沒有警方出動處理的大型公共事件，而且沒有設定封鎖區的情況下，沒有人會受到任何影響，各種採訪活動一如既往，沒有改變。與修訂警察通例前比較，受新安排影響的包括：傳媒機構代表但不在GNMIS 範圍之內，以及原來就不是記者，他們當中部分可能從「香港記者協會」領取了會員證，過去被認為是記者的人士，或者自由撰稿人。

將受影響範圍聚焦以後，帶來兩個方面的討論，一是GNMIS 的登記制度和範圍是否合理，二是警方設置封鎖區的做法是否合理。

據公開資料顯示，GNMIS系統目前有逾200個新聞傳媒機構在冊，涵蓋本地和國際新聞機構，也有網媒。新聞機構的定義應該是：有固定編採人員、有固定發布新聞系統和有頻繁發布新聞周期，那麼，任何符合上述定義的新聞機構，如果無法成為GNMIS 的登記機構，或者因為政治立場原因而被拒登記，應該提出證據公開譴責這個制度。新興的網媒可能在上述3個因素中缺其中一些或者全部，卻指控這套制度對網媒不公平，但在有限的資源情況下，比如政府部門要召開記者會，有場地面積限制，而且要壓縮人數以保證提問機會，試問替代方案是什麼？

這裏必須指出，新聞機構跟社交媒體有區別，任何個人都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發表個人的所見所聞所思，那是表達自由，跟新聞自由並非完全相同。即使這樣，修訂警察通例也只是限制了部分人在某種特定場合蒐集資料的方便，對於撰寫和發布新聞，毫無影響。

要辨識記者時 GNMIS或是唯一有效制度

新聞機構是通過多名記者負責採集資料並加以核實後撰寫新聞，編輯核實資料和將不同記者撰寫的新聞合成，以達到全面性和多樣性的效果，記者和編輯都必須對新聞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負責。記者的新聞來源包括現場採訪，和通過各種其他渠道，包括從社交媒體獲得的消息，編輯的新聞來源也包括自由撰稿人提供的新聞報道，修訂警察通例對於新聞來源的限制，並非決定性的影響。

受到這次警察通例修訂影響最大的，除了那些原來就不是記者的以外，是自由撰稿人和所謂的公民記者。自由撰稿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應該獲得渠道認證的，但標準和認可機構比較複雜，這裏不討論，但他們並非一定要關鍵時刻進入封鎖區，只要進入封鎖區的傳媒代表能夠真實詳盡及時地報道，自由撰稿人可以依賴這些新聞來源。

公民記者是新聞行業的新品種記者，他們來自社會不同階層和不同行業，可以補充傳統記者缺乏的信息來源，若能遵循處理新聞嚴謹的原則，當然可以採寫出好新聞，特別是在傳統新聞媒體沒有履行伸張正義和不敢揭發真相的情況下，公民記者更加可以起到突破新聞封鎖、促進民主發展的作用。然而，香港目前的狀況是，新聞自由獲得充分保障，傳統新聞機構也發揮了專業的功能，先不說有指有12歲的孩子冒充公民記者，起碼對公民記者的需求並不迫切。

對於自由撰稿人、公民記者和網媒的討論，核心問題是，修訂警察通例是為了在大型公共活動，對市民和警察的人身安全有潛在危險的情況下，警方要設立封鎖區，如何辨識那些記者的資格，就只能用一個制度化的方法去判別，目前GNMIS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制度。

設封鎖區安排應相信警方專業判斷

至於在大型公共活動現場，警察指揮官如何判定是否需要設立封鎖區、封鎖區範圍多大、距離危險區域有多遠，應該相信警方的專業判斷。目前有新聞業團體抗議警方對封鎖區的做法不合理，過去政府新聞處與新聞界有定期的交流會，這種交流會在目前政府與業界的關係不佳的情況下，是否恢復有待政府與新聞界商定，即使新聞界對封鎖區的範圍與遠近有意見，應該有投訴警察的機制處理，出現極壞的情況，也會有公開譴責的機會，新聞界也會不遺餘力的去報道。

警察要在有時間限制情況下必須判別合資格的記者，進入對人數有客觀環境限制的封鎖區，未能在特定環境下對網媒和自由撰稿人或者公民記者一視同仁，不能因此而指控警察在整體上、在經常情況下長期對記者進行定義，在討論修訂警察通例對新聞自由的影響時，不能一概而論。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