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讓我強調，本文討論的是根據自由意志主義的政治哲學，關於言論自由的法律「應當」是怎樣，而非描述現時的實際法律是怎樣，故不應被視作法律意見。
假如一天你回到家，發現有個不速之客闖進了你的客廳，在發表一個政治演說，你趕他走，他說你在剝奪他的言論自由，那麼你一定覺得他是個瘋子。然而，不少人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正跟這個闖進你家中的人類似。
言論自由就是私有產權
其實，言論自由不是一種特殊的權利，只是「私有產權」這個一般概念的其中一種體現。基於私有產權（以及隨之而來的契約自由），一個人有權用他自己的紙和筆來寫任何東西、有權在自己家中說任何東西、有權跟印刷商簽訂合約，出版任何東西、有權焚燒自己的國旗形布匹、有權撕爛自己的《可蘭經》，等等等等。這就是他的「自由」。
另一方面，他無權強徵別人的紙和筆來寫任何東西，無權強闖別人家中說任何東西，無權強迫印刷商幫他出版任何東西。當年查良鏞先生的名言「新聞自由是老闆的自由」，就是這個意思。當然，我不否認一家媒體內部運作上的編採自主是件好事，但這不應屬於政府管制的範圍。「什麼是好的」和「法律應該規定什麼」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
事實上，如果政府規定所有傳媒內部都必須有編採自主，反而是違反了傳媒老闆和員工之間的契約自由。同樣地，如果政府規定任何傳媒必須「中立持平」，也是違反了老闆自由使用自己財產的權利。反之，只要每個人都有權集資辦報，不受政府任何壓力和干預，則在政治哲學上已符合言論自由的要求。
除了在傳媒業外，契約自由也可用以釐清其他公司內部的言論自由問題。有人投訴僱主不准他在工作時戴黃絲帶，是剝奪他的言論自由。其實僱主有權在僱傭合約中禁止員工戴黃絲帶，也有權要求員工一定要戴黃絲帶（如果合約沒有寫明則另當別論），人們也可拒絕受聘，政府不應干預。當然，僱主一般不會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否則會流失員工，或需支付更高工資才可留住員工，對僱主不利。
再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個社交網站根據其使用守則中訂明的酌情權而刪除任何言論，在政治哲學上是沒有違反用戶的言論自由的。（當然，這項決定的優劣可以辯論。）因為網站是其老闆開的，用戶註冊時已同意了使用守則。我甚至可以開一個網站，只容許用戶輸入「A」這個字母，不喜歡的話可以不用這個網站。然而，如果網站是因政府的壓力或干預而限制言論，那麼政府便侵犯了網站老闆的私有產權，也間接剝奪了人民的言論自由。
頻譜、土地私有化可解決爭議
以上解決了關於私有財產的情況，那麼如果牽涉公有財產又怎樣處理呢？現時的廣播頻譜由政府管理，政府靠徵稅來經營這些資源，即是強迫人們資助一切憑藉這些資源而發表的言論，包括他們反對的言論。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談到這種狀況時說：“To compel a man to furnish contributions of mone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opinions which he disbelieves and abhors is sinful and tyrannical.”
因此，正確的做法是取消牌照制度，把頻譜私有化，容許自由買賣，廣播的內容亦不應受「中立持平」要求或任何其他規則的約束。有人問：廣播內容偏頗怎麼辦？其實，「公平」的意義不在於每句話都公平，不在於每個節目都公平，甚至不在於每個頻道都公平，而在於不同立場的人都可各盡所能地發表意見，不受武力干擾。無論如何，我們要的不是「言論公平」，而是「言論自由」。自由的社會，自會百家爭鳴。
值得注意的是，現時的街道都是政府土地，不少場地也是公營設施，這些情況本身已侵犯了私有產權。（註1） 如果把土地和設施私有化（註2），市場力量會促使私營地方的業主制訂相應的言行規則，例如私營公園為免流失顧客，不會禁止說話，但可能會禁止大聲播音樂，也可能有另一些私營公園專門吸納喜歡大聲播音樂的顧客。此外，人們自願結社時，亦可用契約訂立該群體的言行守則，違者可被趕走。
關於限制言論自由的一個普遍誤解，源於1919年美國最高法院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的著名論斷：一個觀眾無權在擁擠的劇院內失實地大叫「火警！」，因為這會引起混亂，造成「明顯且現實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自由意志主義者同意他的結論，卻不同意他的理由。事實上，只要嚴格執行私有產權，已可解決這個問題：觀眾買票時，是向劇院的老闆購買了入場觀劇的權利，但不包括在觀劇期間隨意大叫的權利。觀眾不守規矩，是違反了他跟老闆之間的合約，侵犯老闆的產權。（註3）因此，觀眾不但無權失實地大叫「火警！」，也無權大叫「這套電影真好看啊！」──儘管後者並不會造成「明顯且現實的危險」。
知識產權侵犯產權
接著，讓我們看看知識產權的問題，包括版權、商標、專利，以及商業秘密。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深受 Stephan Kinsella 的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一書影響。雖然 Kinsella 本身是個知識產權律師，但他認為一切知識產權都是不正當、不應存在的。（事實上，有一些反對知識產權的人士和公司，會故意申請知識產權，甚至打官司以贏取知識產權，然後不用知識產權去告別人。通過防止知識產權落入那些會告別人的人手中，他們是在保護大眾的言論自由。）
以專利為例，有人以為如果一個人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發明了一個產品，便應得到專利的回報。然而，人類之所以需要產權，是為了避免衝突，因為同一件實物在同一時間只可由一人控制。但一個思想（idea）在同一時間可供多於一人使用，所以思想不應具備產權。事實上，知識產權就是侵犯別人真正的產權，因為它禁止別人以某些方式使用自己的財產（例如有人發明了一種機器，申請了專利，我便不可用自己的材料製造那種機器）。
再者，如果嘗試實施知識產權，會遇到兩個「連續統問題」（continuum problems）。第一，知識產權的有效期應該多長？這個界線必然是人為、任意（arbitrary）的，於是便會出現以下的荒謬情況：某項知識產權在這一秒還有效，下一秒卻突然無效，即在瞬間發生了質變。第二，知識產權的範圍也會有模糊界線和灰色地帶。顯然，不可能所有思想都具備知識產權，否則我們便要像昔日信奉無限知識產權的 Andrew Joseph Galambos 教授，每說一次「liberty」這個字都把一個五分硬幣投進箱子，因為他認為 Thomas Paine 是「liberty」這個概念的「發明者」，自己要付版權費給他的子孫！
知識產權未必利多於弊
在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這本書中，Kinsella 也討論了知識產權的一些實際效果。雖然知識產權可保障創作者的利益，增加創作動力，但也會使他們可長期坐享一項創作的壟斷收益，減少繼續創新的動力。兩個因素相抵下，知識產權對創作動力的總效果並不確定。縱觀歷史，人類文明在長期沒有知識產權下仍能百花齊放，而今日也有一些產業，例如餐廳菜式的專利制度形同虛設，但卻不斷推陳出新。此外，由於只有較應用性的發明才能申請專利，基礎科學理論（例如相對論）則不能，所以知識產權制度會使人們更傾向做應用研究而非理論研究，減少因基礎理論突破所導致的科學飛躍。
既然知識產權是不正當的，創作者保障自己利益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出售產品時要求買家簽訂一個合約，承諾不抄襲。但這些合約是不能約束第三者的：如果 A 君買 B 君的書時簽約承諾不抄襲，然後 A 君在街上掉了這本書，被 C 君拾去影印出售，B 君是不能控告 C 君的。
言論自由的兩個限制
只要是使用自己的財產，以及跟別人自願簽約，則言論自由只應有兩個限制，就是不得向別人作出武力威脅和詐騙。（註4）例如我跟你說：「你不給我100元，我就拿刀斬你！」這便不屬於言論自由，而是假藉武力奪取你的財產，應受懲罰。
又如果我抄襲 LV 的商標賣假手袋，講明是假貨便沒有問題，但如果我令顧客以為我的手袋真的是 LV， 並基於這項誤解而購買我的手袋，那麼我便詐騙了顧客的金錢，應該受罰。然而，這不是知識產權的問題。任何形式的詐騙（例如我扮 LV 員工打電話騙錢，不涉及知識產權）都是有罪的。
除了不可詐騙和作武力威脅，任何人都有權用自己的財產發表任何言論。因此，我反對任何確立或增加知識產權的立法。我謹促請香港政府撤回立法會現正審議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亦呼籲中央政府儘快妥善解決銅鑼灣書店人員失蹤事件，以保障港人的言論及出版自由不受侵犯。
附註：
1. 可參見拙作《何謂自由意志主義？》。任何人都有權對自然資源（包括土地和頻譜）進行原初佔取（homesteading）。如果政府把人們佔取了的資源充公，以及禁止人們繼續佔取，便是違反了他們的私有產權。
2. 關於街道私有化，可參閱 Walter Block 的 The Privatization of Roads and Highways 一書。除可解決各種爭議外，書中亦提到街道私有化的其他好處，例如促進道路安全，減少車禍傷亡。
3. 其實，如果觀眾因失實地大叫「火警！」而導致別人在混亂中傷亡，除了劇院的老闆可告他違約外，他亦需因該等傷亡而負上進一步法律責任。
4. 為何詐騙和武力威脅乃違反「不侵略原則」，我在《何謂自由意志主義？》的第三段有所闡釋。
（封面圖片：亞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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