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底《紐約時報》一篇文章談到中國也許正就經濟勢態下滑策劃綢繆，引起我朋友圈的討論，經過一番交流，其中一位寫道：「我唯一想說的，是我住在香港這25年，每年例必有西方評家預言中國經濟沒落，也許有一天他們會說中罷。」
也許反覆作出同一預言，末日論經濟學家始終會有言中的機會。不過，要有可靠預測到底必須依賴正確模式、清晰理據，以及精密的歷史知識，一般評家甚少能三者兼備。
德國學者Daniel Koss原為外交家，本年出版學術論著《政黨的地盤》（Where the Party Rules）以中國共產黨基層與地方治理為題材，值得在此討論其中要點。書中舉出有力論據，說明中國共產黨與政府管治職能明顯分家。
他指出共產黨的基層黨員滲透社會各階層，地方支部則充當傳遞信息的管道，藉此組織架構，在全國樹立勢力。共產黨所以能在地方層面建立牢固的國家權力，正因為絕大部分黨員並非在政府官僚體系當中，而在政府架構以外行事。
一黨專政有別於一般政府官僚制度。共產黨的基層黨員在地方上成為黨的另一種勢力，能作為橋樑，貫通社會與國家之間脈絡，就如公民社會支持民主政府一般，支持國家管治。
共產黨得以將不善國策的破壞力和不良影響制約、折衷，把妥善國策的優點和效用鞏固發揚；國家政策在各範疇取得成績，歷久不衰，基層黨員實乃箇中關鍵。
基層黨員多 阻不善國策擴散
Daniel Koss的著作指出，分散中國各地的共產黨黨員數目多寡有別，對普羅大眾生活構成的影響亦不盡相同。一地黨員所佔人口數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共產黨在當地的滲透率；以典型「紅」省河北省為例，黨員佔全省人口比例達6.25%，較典型「粉紅」省份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員佔全省人口比例僅為4.56%）高出1.69%。作者從中發現，不論在省或縣，人口中的黨員比例都足以左右國策的實效。
Koss又發現，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共產黨滲透率最高的省份，傷亡數字和暴力程度較低，財政健全程度遠超其他省份，大致上動亂歷時亦較短。
尤其特別之處，是在縣層面而言，一孩政策的效力在政府官員佔人口比例較高時較高，而在黨幹部佔人口比例較高時則較低。內地社會普遍認為女性黨員較能說服婦女遵從一孩政策，Koss卻發現事實正好相反：女性黨員愈多，超生個案亦愈多；女性官員愈多，超生個案卻愈少。此等研究結果說明政府官僚制度與黨的架構對政策各有不同影響，黨員（尤以女性黨員為然）愈多，不得人心的國策實效亦隨之減低。
Koss發現，人口中黨員比例愈高的農村，稅收也愈高；城市工業區亦如是，黨員為數愈多，政府的稅收總額愈高。
地方上黨員比例愈高，國家就能較有效管治地區。具有黨員比例愈多的社群，不論基於因得享特權而投桃報李，抑或出於真心誠意，都顯示較高程度的政治忠誠。抗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期間，農村黨員數目更會作為軍事部署中衡量後勤支援的指標。時至今日，對於衡量管治實效，是項數字仍具重大策略意義。
觀乎文化大革命、一孩政策、財政能力三大範疇在地方上產生的後果可追溯至當地的歷史狀況。自1956年起，全國各省的黨員編制往往承襲自戰時；其中黨員人數歷經流失、注入新血。Koss的研究發現，在1956至2010年期間，各省人口中黨員所佔比例趨於一致的比率僅按年增加0.1%，進度緩慢，亦即當初分布形勢變化甚微。據其計算所得，河北（紅省）與廣西（粉紅省份）兩省之間的黨員滲透率差距，及至2042年亦只會約縮減一半；可見今後各省趨向一致進度，仍將蝸步龜移。因此，共產黨在1949年執政之前黨員居多的省縣各地，至今仍屬共產黨的勢力範圍。
Koss對於中國優勢研究所得有別於中國政論名家李世默的論點。李氏早在TED演說為人熟知，強調中國政治實力體現於政府用人唯才；Koss則指出部分原因在於政通人和之際，共產黨組織有利於支持政府，而管治出現問題時則可撥亂反正。李氏心目中的政治實力着眼於行政實力，早存在於歷代王朝；Koss對政權實力的分析，則聚焦於以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為基礎的政黨實力。
歷代起義靠農民 奪權後背棄農民
Koss的研究所得對於中國共產黨冒起經過的兩種解讀方式至為重要，這兩種解讀方式引伸為對中國革命史兩種截然不同的詮釋。第一種解讀方式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在其1962年著作《農民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實力：革命中國崛起經過（1937-1945年）》（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中提出的論點；第二種解讀方式則為鄒讜在2000年發表題為《解讀中國革命：宏觀歷史與微觀機制》（Interpreting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Macrohistory and Micromechanisms）的文章之中未完成勾劃之作。
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組織成立，但在1935年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奠定領導地位之前，主要奉行受史太林共產國際影響的一套城市起義策略，一直未見成效；毛澤東則改行「農村包圍城市」之策，中國共產黨自此日益壯大，最終成功策動革命，1949年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策略為何終能一竟全功？「農村包圍城市」有何關鍵？約翰遜提出，中國共產黨力量的歷史根源可追溯至二戰之際日本侵略和佔領期間（1939至45年）。戰事令共產黨有機會在日軍佔領地區招收大批黨員，在農民之間激起民族主義情緒，齊起抵抗日本暴行。
約翰遜認為毛澤東帶領的革命，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場民族主義革命。毛澤東的角色基本上與歷代農民起義領袖無異，他所創建的共產主義新中國，無疑是通過民族主義，復興往昔因西方列強崛起而消弭的中國輝煌國勢。
鄒讜認為約翰遜立論完全未能掌握毛澤東革命的本質，對此極不以為然。鄒讜稱毛澤東以前的農民起義領袖，是靠捱饑受壓的農民起家，但一舉成功進入城市之後，卻不顧農村，把襄助奪權的農民棄如敝屣。地主階級在農村重掌大權，農民再度捱饑受壓，埋下起義種子；如是者歷代王朝交替，農民命運卻始終如一。
在鄒讜眼中，毛澤東策動農民，從中招收黨員，在抵禦外侮之餘，同時展開一場令農民獲得權力的社會革命。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淪陷區，以至國共內戰期間，策動農民和社會革命不斷進行。
大躍進饑荒死者數 與抗戰據點相關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並非僅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亦在於全國人口中佔絕大多數的農民，2000年來首度當家作主。中國共產黨崛興，是社會革命成功的結果。
在內戰中敗走的國民黨，卻一直與大陸農村地主階級結盟。其後在中國歷史上被剷除的地主階級，當時被刻劃為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絆腳石，倒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史觀使然。當今中國在恢復私有地權方面仍遇到的阻力，在共產黨史上實在有深遠根源。
抗日戰爭時期在淪陷區招收的共產黨幹部，與農民關係尤其密切。Koss發現在大躍進期間，曾於戰時淪陷的地區，其中飢荒死亡人數遠較其他地區為低；戰時日軍與共產黨爭奪此等地區異常激烈，黨員與農民關係格外密切，因而竭力減輕大躍進運動在當地的破壞力。
反觀戰時的共產黨基地或日軍重要據點，雙方戰鬥激烈程度較低，大躍進期間的飢荒死亡人數實際上位居前列；對於居民的承擔與克服能力，顯然視乎地方黨領導階層自身在當地存亡興衰攸關所需面對的挑戰而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國有經濟領域方面，「白區」共產黨員對促進工業化的作用變得舉足輕重，此等幹部在曾屬國民黨掌控範圍的市區發展其黨員事業。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來自非國有經濟領域的黨員有所增加，黨員變得多元化。但共產黨1949年以前的革命歷史根源仍具重大影響，作為執政黨，共產黨亦與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長征同步演進。
根據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著作《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的描述，在地區層面塑造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主要取決於本土社會組織，然而中國的情況卻非如此，而是國家以各類指示方式主動接觸地方社會。共產黨可視為身兼策動與協調功能的機關，在缺乏活躍公民社會的背景下，旨在構建國家與社會的互通關係；其並非單純自上而下，毛澤東就稱之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復又自上而下。
1971年夏季，我在芝加哥大學剛完成本科課程第一年，初見校內Homer J. Livingston政治學教授鄒讜。我們四個香港留學生，決定一同研究中國現代史，尤其是我們當時一無所知、渴望一窺堂奧的中國共產黨革命史，於是請教鄒教授如何入手。
鄒教授不諱言，中國大陸和台灣學者的有關分析均往往囿於意識形態，而西方學者雖在研究上得其法，可惜未能充分掌握中國歷史。我當時對教授的至理名言一知半解，及後拜讀約翰遜和Daniel Koss的著作，加上對中國局勢發展的觀察，更對鄒教授的學養大大折服。
鄒教授生前未及完成解讀中國革命之作，實在遺憾。他一直認為中國現代化之路必須假以時日，方能有成，並且有賴國史造就。我深信教授觀點正確，即使時至今日，中國經濟前所未有地持續騰飛40年，卻仍有四成人口是飽經歷史風霜的農民。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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