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講授文革課程的西方東方三所大學，第一個區別體現在教材，第二大區別在於學生群體的特質。
在哈佛教授中國文革
僅就智商和學習能力而言，毫無疑問，哈佛大學本科生的水平位列最佳。然而在1988-1993年我在那兒當教學助理時，美國青少年對中國事務的背景知識太缺乏，也少有美國學生來中國參與交流，而這些在目前已成為美中教育互動的一大領域。
哈佛本科生對中國的背景知識欠缺常引發令人開懷的效果，如以前舉例的他們中有人對「走資派」（Capitalist Roaders，字面意思是「資本主義的走路人」）的解釋之異想天開──「非常富有的人開着豪華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但更多的困惑是來自中文的文革術語譯成英文後，極易與俄國十月革命的術語難分彼此。「紅衛兵」的英譯Red Guards，與十月革命中的「赤衛隊」完全一樣；「文化革命」的英譯Cultural Revolution，在十月革命後，是指蘇聯在文藝領域裏發起的破舊立新滾滾紅潮。對於這些難分彼此的術語，我要耐心解釋：其實中國文革期間的部分觀念和行為，最初源頭是來自十月革命，即便紅衛兵自己未必都清楚其中的血脈連通。
聯想對比與獨立批判
然而，這些本科生最鮮明的素質是思維獨立不覊，聯想對比的活躍度非同凡響。我記憶最深的案例之一是江青現象。在哈佛大學中國文革課程的閲讀資料和馬若德的講課裏，以及我們教學助理的輔導課全過程中，江青都是一個被嚴厲批判、徹底否定的極左派代表人物。尤其是像我這樣來自皖南保守文化傳統的中國留學生，對江青還多了一份厭惡，就是她說話、舉止的風格之狂妄囂張。可是到文革課結束前那星期的輔導課上，有位女學生鄭重其事地作了一個口頭報告（這是要計分數的功課），題為：〈江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具影響力的女權主義運動領袖〉。報告大意是：中國的傳統兩千年來始終都是尊男貶女，1949年以後延續了這個傳統，中國的權力機構裏，女性所佔比例一直太低。這種狀況只是在文革期間才有明顯改變，從中央到基層的黨政機構裏，女性代表比1966年之前的任何時期都多。這種改進要歸功於江青個人的榜樣發揮了正面影響力，若無她這樣一位天不拍地不怕的女政治人物呼風喚雨，中國的女性絶無機會在文革十年裏嶄露頭角！毛澤東去世後，中國各界對江青的批判那麼強勁，其中就有男權主義的傳統觀念在起作用──中國的男人們最看不慣女性成為強勢的公眾人物。
這位女學生的報告立刻激起了我主持的那個20多人的小班（One Section）的火爆辯論，將近兩個小時激辯下來，倒是贊成女同學觀點的人數大增，儘管還不過半。雖然我不能完全接受她的觀點，卻對她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很讚賞。而且很多年後，我確實讀到了西方資深學者的研究，從獨特視角來比較20世紀的兩大激進政治運動：極右的納粹主義和極左的共產主義，發現在二者的意識形態裏，都有強烈的misogyny（厭惡女性主義），兩大體系的宣傳品都高揚所謂的 Super Men 超人形象，而所有的「超人」都絶非女性（Jack Holland, A Brief History of Misogyny: The World’s Oldest Prejudice, Chapter 7, London: Audible Studios, 2013）。
前一篇評論裏，筆者引述了哈佛校長的建議，強調「中國文革涉及的基本問題有諸多元素是現代社會普遍面對的，即便各自所處的發展水平和政治狀態有別」。眼下全球關注的津巴布韋危機便是鮮活的實例：該國反對派人士William Muchayi三年前就發表長文，稱總統穆加貝夫人格蕾絲為「江青轉世」，二者都突顯了革命成功後第一代領袖長期掌舵，年輕夫人干政攬權，圖謀繼承王位（〈津巴布韋：軍方和第一夫人誰主沉浮？〉Deutsch Welle, 2017年11月17日）。津巴布韋軍隊首領本月18日在國家電視台直播講話時表示，軍方出手的目標並非總統，而是威脅總統的身邊人，這些「犯罪分子」造成了社會經濟的損害。執政黨多次強調本國沒有發生政變，只是經歷了一場「沒有流血的政權更迭」，「副總統姆南加古瓦將帶領執政黨走向更美好的未來」（北京：「海外網」11月19日綜合外電消息）。這些做法說法，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非常相似：由於欠缺最高權力和平轉移的憲政機制，老革命老戰友們被逼動武，以挽救革命政權。
「解放人類、一統天下」的宏大願景
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聽中國文革課的學生屬於另一種類型，是碩士生班，大多數來自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島國。他們最關切的問題不在於中國文革的國內層面，而是它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和更大範圍內國際政治的影響。因為在那期間，尤其是頭三年的紅衛兵運動階段，中國有激進的輸出革命的作為，鬧得有些周邊國家反彈激烈，往往導致暴力衝突和軍警鎮壓，並殃及海外華人社群。
我在課堂討論中，提醒他們注意比較史學和宗教社會學裏的一個宏大主題：歷史上主要的宗教運動都展現出普世主義的強勁趨勢，尤其是在興起擴張時期。當今世界的幾大教派，都是在此一核心主題上做得特別成功的，都是以拯救全人類為己任，所以在歷史上有Christendom（基督教世界），它超越世俗王國公國的邊界，涵括歐洲舊大陸的絶大部分。隨後伊斯蘭教興起，穆斯林以利劍擴張《古蘭經》經義，目標是建立大一統的Caliphate（神權哈里發國）。即使是較和緩的佛教，也是要普渡眾生，引領各地信徒進入極樂的一體世界。共產主義在這個核心理念上，與這些普世主義宏大宗教一脈相承，立志要解放全人類。自從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就自信他領導的中國才是世界革命的新中心，在1966年前的好幾年，毛就在把他的世界革命理念譜成戰略戰術。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給這一宏大遠景注入新的血液，紅衛兵衝在前頭，成為中國輸出革命的新軍。他們一有機會，就設法在別國首都和大城市中心舉行示威，高喊中國文革的口號、高唱毛語錄歌。另一些紅衛兵非法越境進入鄰國，宣傳毛的革命路線和落實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部署。還有一些紅衛兵偷越到鄰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參加當地游擊隊。這些與1917年前後歐洲多國的共產主義信仰者跑到俄國投身十月革命，也是一脈相承的。
我對學生說：如果你們把這一波波輸出革命的作為，放到兩千多年來宏大宗教派別的傳教士冒著艱難險阻、走遍天涯海角傳播福音的歷史連續劇裏，就能深刻理解其涵義了。
近來令全球擔憂的伊斯蘭激進主義，又突顯了以上問題。即便是最恐怖的「伊斯蘭國」（ISIS），也不難理解其歷史淵源。高舉着宗教極端主義的ISIS組織，其宏圖第一步是按照千百年前的原教旨，打破近兩世紀裏由於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東漸而導致形成的中東世俗國家之間的國界，建立起大一統的神權哈里發國，然後再征服更多的異教徒領土，最終把所有他們認為屬於泛伊斯蘭區域的地盤都納入其神權統治之下（Rudolph Giuliani’s and Jessica Kasmer-Jacobs’ Commentaries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4 December 2015, p. A13)。「解放人類、一統天下」是所有這些神教的或世俗的普世主義運動的強大召喚力。
原刊於FT中文網，本社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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