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中國未來二十年會產生什麼變化？|本社編輯部

編按：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早前與新力量網絡聯合舉辦「香港回歸二十年研討會」，分兩部大主題研討，講者陣容鼎盛。第一部分題為「回歸二十年成與敗」，講者包括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陳麗君、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第二部分題為「中國的未來」，講者包括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徐斯勤、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裴敏欣教授就「中國的未來」作出主題分享，以下是他當天的演講內容：

今天我的演講分兩部分，首先是分析中國近期政治走向，然後淺談現有體制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可能產生的變化。

在過去5年，中國出現了一場靜悄悄而沒有人預料到的政治革命，形成了一個新的權力機構和治理體制，而自「天安門事件」以後，共產黨通過自我改造與自我適應，逐漸形成的「後天安門政治秩序」也在過去5年被打破。「後天安門政治秩序」核心有幾個：一是從政治權力上來看，採取常委集體領導制，沒有任何人可完全把持政治權力；二是從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上來看，採取國家與精英聯合，也即權與貴相結合；三是從社會與政治的關係上來看，共產黨需要「維穩」，從而確保政權穩定，但手段上依然是防禦性、反應性和被動的，也即只有黨的權威受到正面挑戰之後才會有所反應；四是外交舞台較為低調，對外依舊以韜光養晦為外交方針。

對新秩序的疑問

我個人認為，在過去5年當中，這些秩序都被改掉，集體領導變更為「核心」，亦即強人政治；權貴結合的精英聯盟也遭遇重大調整，權遠比貴重要；維穩的思路與動作也從被動走向主動，出現具有進攻性的政治壓迫；外交政策也從韜光養晦變成「有所作為」，對世界舞台發揮「積極作用」。這一系列的大動作是革命性（「革命性」在此為中性詞）的改變，使過去執政大政方針得到根本性改變，過去秩序已「破」，「立」正在形成，在十九大中我們應能看到更多的發展。儘管舊體制已被打破，但我仍須指出「後天安門政治秩序」確確實實創造了過去二十多年的基本政治穩定，並為經濟問題找了出路，無論它合理與否，它確實是基本有效的秩序，但現在把這有效的秩序打破，並創立新的秩序，這不禁使我對新秩序生出疑問：

一、過去的秩序建立了一套激勵機制，在潛規則明規則下為大小官員提供實惠，使他們對政權效忠，在我看來，新秩序所運用的意識形態控制、政治教育都必定無法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勵機制，究竟中央能否推出一套有效的激勵機制？但這似乎是難以解答的問題。

二、中國為了這次政治改革，而失去了寶貴的5年時間進行經濟改革。將來新的體制是否真的能夠如以往一樣，甚至比過去更有能力解決未來的經濟挑戰，仍是未知之數。

接下來，我想與大家一起探討中國威權政治的前景。在今天上午的研討會中，講者都普遍相信，香港的前途與內地的政治變化是緊密連接的，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香港過去20年為甚麼與內地有那麼多的磨擦和衝突。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價值觀與體制差異巨大，如果說這鴻溝一天存在，中央和香港人民的矛盾終究還是會存在的，那麼，中國維持威權政治的未來就請讓我們從歷史和社會科學中找出一些線索吧。

中國有條件轉變成民主國家？

我希望接下來和大家分享一些數據，請諸位自行判斷中國的前景。首先，我必須強調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存在極大的相關性。從2014年世界銀行的人均所得與自由之家關於各國自由程度作出比較，可以發現財富與自由互相關連，而中國當下正是處於中等收入國家的高位。另外，當我們統計非憲法／非法律方式推翻政權的數量與國家人均財富比較，會呈現出「倒U形」，也即在極端貧窮或富有的國家，政權是相對穩定，而最不穩定的國家正好是像中國這些中等收入國家。另外，從自由之家和世界銀行的報告亦可看出，現在所有世界上比中國還富有的不自由國家都是產油國，在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非產油國是能在不自由的情況下成為高收入國家，我認為高收入國家之所以不能維持專制有兩個解釋，要不就是專制國家在中等收入時被民主推翻，要不就是國家陷於「中等收入陷阱」，即專制國家缺乏從中等收入邁向高等收入的基本條件，如：法治、權限、知識產權、個人自由與安全等。如果國家缺乏這些基本條件，她必將無法成為高收入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從1960年到現在，只有不到13個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從低等收入邁向高等收入。這些國家要不本身是民主國家，要不就是擁有法治（如香港、新加坡），要不就是由專制轉向民主，唯一一個維持高等收入且專制的國家是因為發現了石油。

那接下來需要探討的問題是中國是否具備轉變成民主國家的條件？在八九民運時，中國並不具備像今天的經濟條件。但是現在從許多數據看來，中國都已經具備改變政治體制的經濟條件，唯一缺乏的就是政治條件，也即一個總體性的政治危機，促使中國從一黨專政走向多元政治體系。此危機可能是像蘇聯末期所出現的長時間總體危機，因為經濟危機而引發公眾不滿再繼而出現政治精英分裂，最終促成政體的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