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21世紀中央帝國的尋秦記

筆者一直指出當前世界正值春秋戰國之交，正在跨越兩個時代的分水嶺，一個遵照行為規範、規則為本的系統（rule-based system）以及它所代表的秩序正在瓦解──當然這只是一個歷史類比，屬對今後國際秩序的類比與推演。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世界幾大文明之一，其2000多年的帝制時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然而，不少人把現今中國與帝制中國直接類比，這實在是過分粗疏和想當然耳，沒有考慮到在滿清滅亡後以至21世紀的國際環境下，中國統治者一直在尋找的，是能讓儒法國家應對時局的轉型，因此基於中國政治傳統與世界局勢，我們的着眼點反而應該放在帝制和儒法國家的原型──戰國晚期的秦國（不是統一後的秦朝），但這已再非歷史類比，而是中共對歷史的直接借鑑和引用。

由儒法國家回歸法家秦國的「返祖」現象

嚴格而言，儒法國家是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實質上是尊奉儒、法兩家的學說後，才正式誕生，其後便逐漸百弊叢生，在外族和西方列強面前不堪一擊，因而才出現上述滿清滅亡後尋找儒法國家轉型的說法。但相對於單從西方學習，中華文明作為古代主要文明之一以及一個早熟型文明，統治者更傾向從自己的根源處尋找答案，所以不少人也認為習近平是以法家體系治國──令晚清時代到今天的歷史發展，出現了如同由歷朝的儒法國家返回到秦國法家治國的一種「返祖」現象。

以前筆者也提到中共由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在治國哲學上出現了幾次在道家、法家之間的徘徊：毛澤東從建國前實踐道家辯證法，到建國後轉為法家，之後再由鄧小平回復到道家，到現在習近平又再次引到法家去。現在從儒法國家到法家秦國的「返祖」現象來看，這種道、法之間的徘徊，尤其是鄧小平的出現，絕非偶然——這恰恰代表着戰國晚期的秦國和漢武帝建立儒法國家中間的漢初奉行「黃老之治」的轉折期，讓中共完成了由儒法國家到法家秦國的轉型。而文化大革命在該方面的意義則在於消除儒教政治模式和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成就了日後的改革開放，亦為法家的回歸掃除了最後障礙。

為何要「尋秦」？──戰爭／競爭驅動發展和改革

大家可能會問，為何中國非要回到法家體系，非要「尋秦」不可？這裏筆者主要採用趙鼎新在《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中的觀點。趙鼎新認為秦國的崛起和最後統一六國，背後體現出一種戰爭驅動型理性化（war-driven rationalization），在今天可能更好理解為競爭或衝突驅動型理性化。

戰國時代的來臨令在較固定對手之間反覆發生的非毁滅性戰爭頻發，激發參戰國家尋求變化以便贏得戰爭，令戰爭成為效率導向型發展的引擎。而當時中國所能依賴的有限知識與思想資源中，無論是儒家、道家或墨家，在法家面前無不黯然失色，令法家成為唯一在政治上具有實用意義的學說。因此在當時全民戰爭的環境下，法家學說已是最理性和工具化的選擇。

當今的世界情勢亦猶如21世紀的戰國時代：戰國時代的全民戰爭到了今天雖然變成了制度優劣的比併，但實際上仍是在打總體戰，沒有一件事不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另一方面，戰國時代亦意味着霸主時代或霸權政治的終結，大國的目的不再是為了稱霸或建立自己所領導的國際秩序，情况與今天美國所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正在瓦解，後冷戰的單極格局邁向終結，令現實主義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的唯一準則相近。

在這種世界情勢下，由於在固定對手之間反覆發生的非毁滅性戰爭（競爭）頻發，令國家出現了效率和戰爭導向型的發展和改革，造就出外來壓力愈大，便會愈富效率和競爭力、「遇強愈強」的法家體系。同樣地，正是中國長期受到西方的遏制以及意識形態的批判與攻擊，才促進了中共的改革，一方面令法家意識形態一家獨大，導致國家權力不斷增長，另一方面亦帶來國力和競爭力上的提高，為不受制約的強勢國家提供了合法性，進一步贏得了統治階層的青睞。

「遇強愈強」的迷思

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單單因為中國的體系比較專制（或今天來說相對成功），而判定它走的是一條與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根據趙鼎新的說法，民族國家、工業資本主義和代議政制是歐洲歷史發展的「意外」產物，也就是西方的獨有產物，其他地方無從自己發展出來。屈指一算，除了代議政制之外，中國已把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吸收過來，並以此兩者達至現代性。中國的成功很大程度也是拜這兩者和西化所賜，完成了從農戰到國家資本主義的進化──中共實際上只從帝制中國那邊承繼了「強國家」的傳統而已。這與戰國時代的秦國，在嚴重的外來威脅，以及本國無法自行產出一些制度下，如何進行改革和引進外來思想和人才的做法，可謂如出一轍。

很諷刺地，西方遏制中國的力度愈大，國際環境愈是嚴峻，反而會令中國變得更具效率和競爭力，令它成為競爭驅動型衝突的最大受益者，今天的中國就是這樣一部進化機器，已經沒有任何制動器可制止這種進步衝動。除非國際環境大幅改變，否則這種推動歷史演變的作用將難以停止。

之不過，從秦朝的覆滅可看出，法家學說不能為國家存在提供一個合法性基礎，而且也無法限制國家權力。到統一中國的時候，秦帝國的力量已變得過於強大，對其組織能力和統治手段過於自信，出現了中國歷史上首次不受任何社會力量有效制衡的局面，導致帝國迅速敗亡，因此往後才需要儒家學說的平衡，為儒法國家的登場提供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