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諸神之黃昏：政府崩盤與民粹時代的來臨

7月21日，香港從此不一樣。誠然，促成這根本轉變的，是自身早已成為問題所在的林鄭月娥與特區政府，令一日之間，港人一口氣跨越了眾多紅線與禁忌，令香港實質上已「渡過了盧比孔河」（crossed the Rubicon）──現在已沒有回頭路，只能繼續往下走。

灣仔、西環與元朗的意義

7月21日，民陣舉行第六次反對《逃犯條例》修例遊行。警方雖批出不反對通知書，但要求遊行在灣仔修頓球場外結束，務求令遊行隊伍不途經警察總部、政府總部和立法會一帶。為此，警方在盧押道及軒尼詩道交界設置防線。

然而，遊行隊頭在下午4時多抵達終點盧押道，民陣也呼籲遊行人士立即解散。但經過一輪擾攘後，布防的警員決定撤退，遊行人士遂繼續沿軒尼詩道方向前行，走向金鐘及警察總部方向。

遊行人士突破警方防線，具有重大象徵意義：一直以來，主張「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者都普遍堅持遊行須和平守法，並遵照申請進行遊行及解散。這些堅持，使和平示威者一直與勇武抗爭者保持一定距離及差異。可是警方這次煞有介事地要求遊行在灣仔結束，卻沒有預備足夠警力去守住防線（事實上也不可能防止幾十萬人的遊行隊伍突破防線），變相鼓動並協助越過防線的遊行人士，跨越了長久以來都無法突破的心理樽頸──他們終於「正式犯法」了，從此心態上亦更容易接受勇武抗爭和違法達義等做法。而明顯地，將和平示威者推向勇武抗爭一方的始作俑者，正是警方與政府，實在是咎由自取。

因防線被突破而引發的衝擊中聯辦事件，由於示威者包圍和衝擊中聯辦大樓，並塗污國徽，公然挑戰國家主權，令事件註定成為陸港關係中的一個標誌事件，並將刻劃今後中央的治港方針。

根據港人所熟知北京的「脾氣」，以及反修例運動展開後內地民眾的強烈民族反應，我們可預期北京對香港的清算將會是暴烈的。而這一「覺悟」所帶來的客觀效果，就是讓港人意識到「骰子已被擲下」（the die is cast）──與其早晚會被北京清算，倒不如拼個魚死網破、誓不罷休。但其實細想一下，假如警方不改動遊行路線，而且也不像21日晚般對中聯辦毫不設防，整件事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至於元朗襲擊事件的性質，社會早有公論，已毋須多作評論。反而事件暴露出北京與港府的戰略過時失效，並且與其戰略工具毫不協調，釀成災難性後果。

根據《香港01》報道，消息指北京認為現時香港局勢雖壞，但只要穩住林鄭和警隊兩件事，便能穩住局勢。此外《南華早報》亦引消息稱，北京採取「引蛇出洞」策略，即他們會繼續採取防守，並待對方露出其意圖及策略。依筆者所見，報道中的策略與方針，應該距離事實不遠，可是亦難掩北京的舉棋不定與無計可施，以及只懂盲目複製佔領運動時所採取的那一套辦法。現在什麼時代了？還在用毛主席的「引蛇出洞」？更何况該引出來的早就出來了，最後導致引蛇出洞不成，反而一竿子捅了在「警黑勾結」這個馬蜂窩上面，一併毁掉了林鄭和警隊僅餘的公信力，令穩住局勢的策略徹底破產。

抗爭一方已立於不敗之地

在元朗襲擊事件發生後，整個建制（the establishment，體制，不是建制派）已離全面崩潰不遠矣。到第二天各大商會發聲明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多封公僕公開信轟警嚴重失職，政府政務主任與行政主任紛紛表達憤怒及關注，警隊以外的四大紀律部隊與警察切割，最後張建宗就元朗事件代表警隊向市民道歉，卻引起警隊內部極大反彈，遭警隊與鄉事人士齊轟。可見這政權已是支離破碎、眾叛親離了。

經元朗一役後，北京與港府已翻盤無望。相反，抗爭一方已佔有道德高地，基本上已立於不敗之地。除非北京打算出動解放軍，否則是時候考慮該怎樣為此敗局收官了。不然，拖下去只會愈輸愈多，將來需要更大讓步。

回顧6月9日至今，政府的妄為已導致政府自身、立法會、警隊、香港法治與治安等重要支柱盡毁，權威掃地。當2014年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權」以及2017年林鄭上台的時候，誰會料到全面管治權竟會以建制全面崩盤作結？即使筆者也清楚北京對港的清算是在所難免，但難道治港路線還可以更左、更強硬嗎？此刻無疑是考驗北京的理性務實的時候。

香港正式進入民粹時代

儘管反修例運動已取得階段性成功，但一個更大的危機，卻已悄然來臨。

在這次運動裏，可能除了6月9日和12日的遊行集會之外，其實人們早已了解到整個運動的成敗，乃繫於遊行解散後的「黑衣人」進退間的一念之差，不少人亦為此而擔憂過。這群人並非憑空出來的，他們的身影早在佔領運動中的「拆大台」、以往反對辦六四晚會的聲音中，以及旺角騷亂中出現。他們堅持由下而上進行抗爭，不容任何人代表他們，到今次反修例運動，已進化為一股無領袖和「開放源碼」（open source）的勢力。不過他們骨子裏，仍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激進）民粹主義者（populists）。

一直以來，各方對於在香港屬嶄新現象的民粹主義，都作出了錯誤解讀：例如中央將民粹主義解讀為港獨；政府和社會視之為青年與學生問題；建制派則傾向視作西方與反對派的圖謀；而泛民又把它當作激進本土派的問題。事實上，就連從佔領運動延續至今的本土主義與世代之爭，很大程度也是民粹主義的伸延與變種，儘管這種民粹主義背後是具有相當的社會與經濟理據的，並與全球潮流相符。

不同陣營糊里糊塗地把民粹主義者當作不同的組群，只顧各自解讀，卻忽略了其行動背後的連續性及恆久目標：他們在佔領運動中不但拆了學生領袖的大台，並且成功將泛民邊緣化，在今次反修例風波中，他們乘着市民和年輕人對林鄭及警察的反感，以及泛民多個月來所凝聚的民氣，一舉奪取了運動的主導權，隨後更間接將政府擊潰，勢不可擋。我們不難預見，在今明兩年的選舉中，他們將會乘勢把建制派拉下馬。由此可見，他們是以反精英、反建制（泛民、學生領袖在他們眼中也屬精英和建制一部分）作為其恆久目標的。而從過往紀錄看來，對於這股民粹浪潮，精英們實際上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民粹主義者的崛起，已揭開了香港精英被奪權的時代的序幕。

現在「諸神之黃昏」就在眼前。精英們如再不醒覺及展開革新，被民粹浪潮吞噬，只是時間問題。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袁彌昌，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現為香港大學政治及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 （牛津大學出版社），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