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混沌不明的狀况，筆者傾向找出歷史類比，借鑑歷史以重新定向，尋找出路。
眼前香港陷於水深火熱，社會千瘡百孔，每天面對着無論是本港或國際，誰也看不清猜不透、波詭雲譎的局勢——這無疑是一個社會和世界的大變局，可以與之相比擬的，唯有春秋到戰國時代的過渡期，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轉換時期。
世界正值春秋戰國之交
今天人們之所以覺得許多事情變得不合理，是沒有意識到我們正跨越兩個時代的分水嶺，剛過去的就像春秋時代：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內外做事不逾矩，諸侯之間還算相安無事，即使偶有爭鬥，總不至於撕破臉皮，賭上國運或謀取天下。簡單來說，那是一個遵照行為規範、規則為本的系統（rule-based system）—— 一國兩制以至後冷戰時代的自由國際秩序，均屬這時代的產物。
然而，這個秩序正在瓦解，使得出現了如同戰國時代般，個人與個人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出現了激烈的生存鬥爭狀態，同時國家之間的競爭亦日益擴大，導致國內外都出現了墨子所謂的強執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詐欺愚的現象，儼然是個禮崩樂壞、弱肉強食的時代。
面對新的社會現實與問題，諸子皆提出了他們的救世與強國之道，而在春秋戰國之交以後，孔子與墨子學說率先成為顯學，兩家分庭抗禮，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合理化、絕對化，甚至視之為「天命」，因而演變成儒墨之爭。
這種由於時代轉變而激化的意識形態衝突，與香港目前的藍黃之爭有着相當的類比性，且不說香港的情况更是本地及國際因素並存，兩種意識形態反映着背後的中、美體制和意識形態之爭。
儒墨之爭與藍黃之爭
即使相隔2000多年，儒墨之爭與香港的藍黃之爭本質上仍十分相似：儒家與建制派代表一種自上而下，維護國家與貴族階級利益，以及傳統社會制度與價值的理念。墨家與民主派則從平民階層出發，具有強烈的社會實踐精神，藉激進行動自下而上地改善社會現實：其「兼愛」及「非攻」等理念一定程度等同於今天的「普世價值」，而「黃色經濟圈」很可能是「交相利」在今天社會與經濟環境裏的實踐，成功將道德和功利統一起來。而民主派希望藉美國和西方之力制裁北京和港府，則活像是2000多年前，墨子欲借助超人間的權威以限制當時統治集團的殘暴統治的「明鬼」主張。
儒墨之爭與藍黃之爭所呈現的問題，除了因絕對化而淪為獨斷的意識形態之外，更造成了人的「異化」，人們被捲入對解決社會問題毫無助益的理念性名分鬥爭之中。對香港而言，長年的藍黃之爭更令港人及香港失去本來面貌，是使香港政治發展被逼入死胡同的主因。
回歸道家 解放意識形態
曾幾何時，港人對意識形態之爭根本不感興趣，其出發點是全生避害，因而對政治權威及公權力抱持懷疑態度。這一點與代表先秦道家哲學發展的第一階段的楊朱學說，強調任何道德倫理與價值體系，皆不可妨害一個人的生存與自由，不謀而合。其後在港英政府的經營下，港人的「意識形態」逐步向小政府、大市場、自由放任的方向發展，猶如道家哲學從第一階段的楊朱到第二階段的《老子》的演進。
作為道家哲學第三及最後階段的《莊子》，固然是前兩個階段的延續，但更重要的催化劑卻是儒墨之爭——莊子對儒墨之爭的批判與否定，構成了其學說的核心及主要命題。如今香港意識形態之爭愈演愈烈，正需借助莊子思想為我們破除成見，擺脫所有獨斷性的思考，解放意識形態。
莊子對獨斷意識形態的批判
莊子認為「是非」是產生於人的成見，再加上浮華的詞藻，擴而充之，便形成學派的爭論——「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齊物論》）。如果依據自己的成見作為判斷的標準，那麼誰沒有一個標準呢？更何况順着萬事對的一面而認為是對的，那就沒有什麼不是對的；順着萬事錯的一面而認為是錯的，那就沒有什麼不是錯的。
因此莊子指出通達之士不執着於是非的爭論，不持一端之見，而是「莫若以明」，即擺脫成見，恢復空明的心境，以此超越任何有局限性的觀點，並「照之於天」，根據事物的實際情况和整體去觀察比照，這樣才可「寓諸庸」，寄寓於各物自身的功用上，以作判斷。
另一方面，雖然莊子的「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看似驚世駭俗，但實際上這些所謂「聖人」所提出的救世之道或意識形態，最後只會令社會變得更為紛亂——「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胠篋》）。莊子在《在宥》中指出下有夏桀、盜跖，上有曾參、史魚，儒墨的爭辯又全面展開，令社會上的對立無日無之，擾亂了人心，百姓紛爭迭起，天下逐漸衰敗。相信港人對此皆感同身受、悔恨不已，由此可知莊子的「絕聖棄知」並非要倒退到人類的原始狀態，而是講述理念暴力和獨斷意識形態對社會的禍害，並奉勸救世與衛道之士不要自以為是，無事生非。
主觀解脫成破局關鍵
經歷了多年的內耗與折騰，香港已元氣大傷，港人猶如魚兒困在乾涸的水池相互依偎，相濡以沫以苟延殘喘——「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大宗師》）這一段正好說明人們「譽堯非桀」，自以為是而指斥對方不是，執着於是非的爭論，其使人異化的程度與嚴重性，就像魚兒在陸上相濡以沫而不知死亡將至，陷入一種根本性錯覺。因此魚只有回歸水中方能獲得自在解脫，人只有融入自然方能體悟出「大道」，回歸自性和真實，此即所謂「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儘管莊子對獨斷性理念的批判，難以給社會現實與問題一個事實上的解決，但他對促使個人的主觀解脫，形成一種新的認識論，令港人重新獲得觀念上的自由，卻正是目前香港所最需要的——這很可能是港人擺脫多年來意識形態的干擾，回歸真實、自由和寬容，超脫目前「相濡以沫」的困頓的不二法門。
如《大宗師》首節所言：「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道哪些屬於天然，知道哪些屬於人為，就是洞察事理的極境了。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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