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亂與法度──法家治港的探討|袁彌昌

儘管很多人都選擇避而不談，但隨着《國安法》出台，大家都清楚香港已走過了歷史的十字路口，步入一個新時代，其主題由以前的無為與有為、一國與兩制之間的尷尬與掙扎，變成今天的治亂與法度。

在〈中國第二次由道家至法家的轉型與香港命運〉（《明報》，2019年1月29日）中，筆者提到習近平以法家體系治國，並認為全面管治權下的一國兩制，也是一種法家的實踐。如今港澳系統和中央的治港思路均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新的治港方針，與其以個人的主觀好惡和意識形態來評價或否定，倒不如以法家思想為切入點，切實地探討及想像今後中央治港的原則與方針。

法、術、勢在香港的應用

先秦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是韓非子，他之所以能集大成，是由於他把法家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法、術、勢相結合，成為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體系。

法、術、勢分別代表法制、權術和權勢。中共自然不缺權勢，但一方面權勢只能保證君主行使權力，並不能保證天下太平，另一方面，一國兩制的確窒礙了北京行使其權力及法制。回歸以來，中央意識到單憑「勢」來治港仍未足夠，還欠缺了「法」和「術」的輔助——術是用來駕馭官員，法是對付民眾的。因此新方針重點強化這兩方面，在訂立《國安法》的同時，大幅加強對公務員的控制，並開始牽制建制派，令權力得以穿透一國兩制的屏障，投射到特區，貫徹其意志。

除政治思想以外，法家也發展出一套歷史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暗合，故此不止是習近平選擇以法家體系治國，而是法家思想本身與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歷朝統治思想皆有相通的地方。

歷史進化觀與路徑突破

韓非子的歷史哲學除了包含唯物論和無神論思想之外，比較獨特的是其歷史進化觀。韓非認為歷史既不是一成不變的簡單重複，更不是今不如昔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倒退，而是不斷地向前發展。他提出「世異則事異」和「事異則備變」（〈五蠹〉）——時代演變，政治的措施也必須予以配合，適合於過去的制度，未必適合現在。

因此，沿着法家的思路，北京會認為香港這體制既然沒救，那就不如破舊立新，走向新的未來。猶如戰國時代的儒家仍主張沿用西周初期的體制，還指望靠老辦法治國，這是一種歷史退化觀，所以成語「守株待兔」正是韓非所創，用來諷刺那些一味固守先王之道和迷信宗教的人。簡單來說，這次治港思路出現重大轉變，顯示出北京決心擺脫路徑依賴的限制，邁向路徑突破和路徑創造的演變。

這種歷史進化觀今後將與香港政局息息相關：中央既然決定踏出《國安法》這一步，一定程度帶有揮別香港過去一切的意味。對北京來說，無論是建制派也好，民主派也好，甚至是一眾官員和大部分市民，皆對香港的「黃金時代」抱有懷緬，崇信西方價值，以此塑造一個理想典範，建立了一種歷史退化觀。就如同韓非批判儒、墨兩家，抨擊他們事事援引古代權威來支持自己的學說，指出他們的歷史觀認定人的拯救不在於創立新的，而要靠退回到古代去，無法現實地對待世界。回歸23 年以來，港人就是一直困在這種既要革命又要復古的迷思之中，不能自拔。

政治非為迎合民心

法家思想的另一特徵，就是不認為執法要得民心。韓非認為施行政治，期望迎合民心，是禍亂的根源——「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顯學〉），期待人們由於感化而做好事，國內恐怕找不到10 個人；用法律使人不能做壞事，可使全國人民都做到，這實際上是個關於管治能力（capacity）與認受性（legitimacy）的永恒問題。

在韓非之前，黃老道家主張法律要合乎道義和民心，並應當用法律來限制君權；法家吸收了黃老道家編寫的法律制度，卻把法律用於維護君主的專制統治、壓制民眾自由，與黃老道家的原意相悖。所以法家既是道家的延續，同時也是道家的反面論述（antithesis），也就是這兩種同源不同宗的觀點與態度，在香港造成了港人與中央之間的最大碰撞。一向主張民自治、君無為、小國寡民的港人，面對着尚法制、尚功用、行國家主義的中國，也不得不由黃老道家那一套，過渡至法家那一套，終結了長期管治能力與認受性之間的辯證。

李澤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也提到，韓非的目的並不是揭示概念，「而是去考察各種現實的可能性和生活中的悖論，甚至明是非、辨真假、定對錯本身也還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如何運用和處理實際問題」。法家講求的是功用與法制，認受性等問題根本不在其考慮之列，這個認識上的巨大落差，可能將成為今後港人了解中央治港思路的最大障礙。

法家的用人參驗之法

目前北京基本上已翦除了民主派的勢力，對於中央的雷厲風行，以及急速轉變的局勢，建制派多少都感到無所適從。但如果依照法家治港的思路，建制派應該更戰戰兢兢才對，因為早在港澳系統大換人那時起，法家的參驗之法已主導着中央的用人法則。

韓非認為透過參驗，才能分辨是非，認識真象。君主聽言觀行，要臣下所言與所事相符，綜合多方面情况加以研判，不可為虛言所誤。如果君主經常只聽到一種聲音，那麼這種聲音即使將其引導到完全錯誤的道路上，他也不易發覺。以前中央治港就是經常被中聯辦和建制派的單一聲音所誤，所以自從去年區議會選舉大敗起，北京便明確執行「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的原則，言過其實、言與事實不符者便要罰。韓非堅信這種方法認真實行，經過幾次之後無能之輩就不敢承擔他們力不能勝的職務，即使給他們，他們也不敢接受。這樣沒有能力的人就會被淘汰，只有能勝任的人在職務上任職。

事實上，法家是中國史上少數相信制度比人可靠的學說，然而法家的治國之道要求君王公正無私、賞罰嚴明，假如君王不能公正嚴明，哪怕只失誤幾次，整個機制便將崩潰，這將會是新港澳系統的最大考驗。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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