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告別神話回歸現實|編輯精選

經過去年的政治風波後，我們幾可肯定一國兩制作為一個實驗已告結束，北京已經放棄將香港視為一個自治城市的僅餘想法；在中美的夾擊下，香港的特殊地位亦岌岌可危，就連一向引以為傲、賴以生存的香港模式也蕩然無存——這就是香港目前的狀况，彷彿一切正在解體並推倒重來。

幾可肯定一國兩制作為實驗已告結束

之不過，只要我們細看香港如何一路走來，便會了解到真正賦予香港獨特意義與地位的是作為一個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及中美或中西緩衝區。在這大前提下，一國兩制可理解為嘗試在這基礎之上，建立一個恆常性並為西方所接受的政治與制度上的安排，全面落實的話，可令香港再上一個台階，但無論成功與否，一國兩制實質上也在為香港在後冷戰時代延續冷戰格局，令香港的特殊地位得以延續下去。

香港的政治緩衝區功能被取消

很可惜，作為中西之間政治、經濟與外交的緩衝區，北京與香港都未能克服北京嘗試滿足港人的民主願景，以及西方國家希望利用香港影響大陸走向自由民主之間的矛盾與問題。但隨着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法案，取消香港繼續享有《美國──香港政策法》中賦予的特殊待遇，並制裁中央及香港政府官員，而北京亦祭出《國安法》，實際上就等於雙方都取消了香港的政治緩衝區功能。

退回到香港的「天然狀態」

一國兩制在政治上行不通對香港及港人而言固然是一件大事，然而實際意義卻是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政治與制度上的安排，無法令香港再上一個台階而已——既然上不了下一個台階，那麼很自然的結果，就是退回到原本的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及緩衝區狀態，繼續保持政治以外的經濟與外交功能。

由此可見，作為一個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及緩衝區，從來都是香港的可依靠的退路或退一步的選項（fallback option），甚至是一種「天然狀態」。

特朗普政府雖然單方面認為香港其他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亦應一併取消，不過他去年瞄準的是香港的政治「缺口」，當然能夠輕鬆拿下，現在想摧毁香港的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及緩衝區基礎，卻沒有那麼容易。事實上，在《國安法》實施以及香港不能再為西方國家和平演變中國的條件下，不排除香港長遠存在一個更穩定的基礎，這也是「天然狀態」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於北京須保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即使《國安法》實施後也不代表它可以在香港予取予攜。事實上，在《國安法》之下，北京可讓香港繼續擔當行之有效的國際金融中心的選項並不多：它必須讓香港保持基本的司法獨立、新聞與言論自由等，須確保政治穩定但總不能天天挑起政治矛盾，所以北京也難以長期延續目前的政治路線，因為這種鬥爭政治實際上會破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中國大陸的窗口角色的根基。

香港模式的全面破產

所以簡單來說，即使在後《國安法》時代及中美角力之下，香港的情況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悲觀，相反所謂的香港模式正面臨全面破產卻乏人問津，情況更令人擔心。

儘管早在回歸以來，香港的發展模式和制度支柱已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與弱點，但在短短一兩年間，這些曾為香港帶來安定繁榮的種種制度安排，例如「公務員神話」、諮詢式政治、「獅子山精神」的社會規範，全都轟然坍塌、蕩然無存，卻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危機——現在一國兩制回到起點，同時香港以往的發展模式和制度安排全面瓦解，除國際金融中心之外幾乎失去了所有坐標，恍如渡過了紅海的摩西與以色列人，面前是一片曠野，不知何去何從。所以如何減少內耗，維持全局的總體平衡，不讓香港傾覆，讓香港在這新冷戰格局裏繼續走下去，實已成為今後的最重要課題。

目前香港的狀況，可能只有諸葛亮剛主政後的蜀國可比擬：當時蜀漢經歷了關羽敗亡、劉備夷陵慘敗病逝，蜀國出現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益州南部叛亂迭起。諸葛亮初主蜀政，隨即針對政治合法性問題，重建人們對蜀國的信心與認同，並且處理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兼顧政治意義與行政管理效率，平定南方叛亂，短短4年間便令蜀國再次站穩腳跟，將有限的資源有效地動員和組織起來，形成北伐的進取力量。

港府缺行政能力與效率

當然筆者不會指望港府可與諸葛亮治蜀相比，然而諸葛亮以外來人士身分治蜀取得成功與合法性，除了以法為本、賞罰分明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行政管理效率。據筆者所知，目前港府的行政效率低下，是由於缺乏足夠的人手與能力，特別是高級決策和管理人員，以致工作遠超其負荷，基本上能讓政策出台已屬萬幸，已到了不能講求質素與效果的地步。

但如此一來，就等於我們無法指望政府可為香港制定今後戰略：特別在這個前景混沌不明的時候，假如政府持續不振，不能為香港訂立目標和方向的話，那麼香港就只有急速大陸化一途，這實際上對誰（包括北京）都沒有好處。因此政府有必要大舉諮詢民間智囊與專家，集思廣益，切忌閉門造車，斷送香港前途。

再無「應許之地」

現在一國兩制已成「雞肋」，香港模式全面破產，港府及港人委靡不振，香港無疑已成了一個殘局——與原先的一國兩制構想已不一樣，如今港人再沒有「應許之地」，之前一切民主、繁榮、穩定的承諾，已再非理所當然或制度安排，今後必須靠自己爭取。任何一方如欲作進一步推展，則必須賦予這時代一個新的政治主題，指出今後香港的發展方向及需要，建立新的香港論述，否則將難有寸進。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