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爭之爭──中美關係的新起點|袁彌昌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遲遲未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卻只拋出「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這個模稜兩可的外交用詞，來作為與中國政府接觸的方針。在各方也大惑不解和不收貨之下，拜登終於在上周四於國務院發表上任後首次外交政策講話，一錘定音地表示美國會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與中國展開合作，為今後的中美關係定下新基調。

美國需告別「戰略夢遊」與「戰略虛無」

儘管新方針聽起來好像平平無奇，但實際上已為中美關係以至美國外交踏出了突破的一步：事關在美國贏得冷戰後，其大戰略很快便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並決意將它傳播到全世界，實行十字軍式的自由國際主義而無法自拔——即使在遭到911襲擊後，也照樣「一條路走到黑」，繼續在全球推進民主，令美國相繼在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等地陷入困境，最後演變成意識形態戰爭，甚至文明衝突。因而到今天拜登接手的時候，美國的大戰略實質上已是系統地破碎（systematically broken），連自身無法再支撐其政策也不自知，任何小修小補已無補於事，必須進行一次大手術。而拜登認識到可在符合美國利益的情况下與中國合作，反映美國正逐漸恢復清醒，回歸現實。

假如以上反映美國正設法擺脫其「戰略夢遊」的話，那麼它必須克服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戰略虛無」。拜登的外交智囊，包括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字裏行間經常表露出美國必須與中國對抗，卻又無法具體講出為何必須這樣做。

當然我們清楚這是西方深信「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所致，認定新興大國必然會挑戰守成霸主，而守成霸主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令戰爭變得不可避免。然而，一方面修昔底德陷阱這種結構性歷史模式很大程度只屬歐洲經驗，不一定適用於中國以及21世紀，另一方面，中美兩國利益深度綑綁，沒有了對方只會影響到自己的發展和增長，爭霸的結果很可能令雙方處境比原先更不利，名副其實是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且不說目前美國在其戰略工具箱中也找不到現成的工具來對付中國。所以這就是「戰略虛無」——美國在默認情况下（by default）需與中國對抗，可是自己卻愈來愈不知道究竟是為了什麼，背後存在什麼意義和價值。

從「韜光養晦」到「不爭之爭」

相對於美國戰略與外交界這種混沌不清的狀况，中國的狀况無疑清晰得多，而且在外交戰略上亦開始出現突破。相對於美國戰略與外交界這種混沌不清的狀况，中國的狀况無疑清晰得多正當人們慨嘆中國拋棄了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外交路線，完全淪為「戰狼外交」的時候，實質上以往韜光養晦式的和平崛起戰略正開始發揮作用。中國的國際關係新「國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長袁鵬，這樣引述美國著名時事評論家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的著作：

如果中國繼續執行現有的非對稱戰略，美國該怎麼辦？如果中國繼續慢慢地拓展對外經濟聯繫，恪守低調而溫和的行事風格，只尋求擴大在世界上的份量、增進友誼與影響力，美國該怎麼辦？如果中國一點點地消磨美國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亞洲使美國邊緣化，美國該怎麼辦？如果出現這樣一種情况，即爆發一場新冷戰，但對手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而且不實行僵化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也不將實力耗費在沒有意義的軍事干涉上，美國又該如何應對呢？

這一段很大程度呼應上文美國找不到現成工具對付中國一說，但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中國的韜光養晦外交哲學和思想精神，正在逐步發展，演化成「不爭之爭」——老子《道德經》全篇的最後一句話正是：「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中國採取不爭之爭、鬥而不破的辦法，使自己站於不敗之地，同時令美國無從入手入局，此正所謂「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第22章），亦與《孫子兵法》中「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孫子兵法．虛實》）暗合。

道家戰略之再生

這帶出了道家戰略中的另一重要概念——轉化。上述的「不爭之爭」已展示出中國如何透過非軍事和地緣經濟的手段，逐步將局勢引導和轉化成對自己有利的戰略機遇。而轉化的另一個意義，在於在轉化對手的同時，避免自己被轉化。君不見特朗普不斷對中國出手，非但未能得逞，反而令自己和美國每况愈下，中國卻能保持戰略定力，沒有被分化，這就是轉化之功，也是中國戰略的特色和獨到之處。

近年來，不少人提出中美之間應該是一種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關係，當中最重要的倡議者是基辛格，而中美之間實際上正屬於這種相反相成的關係：以前中國從美國和西方習得資本主義，現在美國反過來需向中國學習提高執政能力（state capacity）；美國是對內行民主、對外行專制，中國則是對內行專制、對外行民主；最後在拜登上台後，美國提出「戰略忍耐」，而中國亦堅持「戰略定力」——一切顯示雙方正在尋求一個合乎相反相成的平衡點。

事實上，拜登也強調，美國必須先處理好國內問題，處理中美關係雖重要，但不在「急辦」事項裏；另一邊廂，中國的主要任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令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兩國未來10年將主要解決國內問題，彼此都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和中美關係，實在看不出為何要鬥個你死我活。更何况，假如國際環境保持穩定，憑着以智能製造、大數據、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足以大幅改善人類福祉，讓人類文明邁向新紀元。故此，中美合作和有效管控分歧，善莫大焉，而兩國關係現正處於一個重要關頭，往後走向將對人類未來帶來重大影響。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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