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遲遲未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卻只拋出「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這個模稜兩可的外交用詞,來作為與中國政府接觸的方針。在各方也大惑不解和不收貨之下,拜登終於在上周四於國務院發表上任後首次外交政策講話,一錘定音地表示美國會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與中國展開合作,為今後的中美關係定下新基調。
美國需告別「戰略夢遊」與「戰略虛無」
儘管新方針聽起來好像平平無奇,但實際上已為中美關係以至美國外交踏出了突破的一步:事關在美國贏得冷戰後,其大戰略很快便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並決意將它傳播到全世界,實行十字軍式的自由國際主義而無法自拔——即使在遭到911襲擊後,也照樣「一條路走到黑」,繼續在全球推進民主,令美國相繼在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等地陷入困境,最後演變成意識形態戰爭,甚至文明衝突。因而到今天拜登接手的時候,美國的大戰略實質上已是系統地破碎(systematically broken),連自身無法再支撐其政策也不自知,任何小修小補已無補於事,必須進行一次大手術。而拜登認識到可在符合美國利益的情况下與中國合作,反映美國正逐漸恢復清醒,回歸現實。
假如以上反映美國正設法擺脫其「戰略夢遊」的話,那麼它必須克服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戰略虛無」。拜登的外交智囊,包括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字裏行間經常表露出美國必須與中國對抗,卻又無法具體講出為何必須這樣做。
當然我們清楚這是西方深信「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所致,認定新興大國必然會挑戰守成霸主,而守成霸主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令戰爭變得不可避免。然而,一方面修昔底德陷阱這種結構性歷史模式很大程度只屬歐洲經驗,不一定適用於中國以及21世紀,另一方面,中美兩國利益深度綑綁,沒有了對方只會影響到自己的發展和增長,爭霸的結果很可能令雙方處境比原先更不利,名副其實是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且不說目前美國在其戰略工具箱中也找不到現成的工具來對付中國。所以這就是「戰略虛無」——美國在默認情况下(by default)需與中國對抗,可是自己卻愈來愈不知道究竟是為了什麼,背後存在什麼意義和價值。
從「韜光養晦」到「不爭之爭」
相對於美國戰略與外交界這種混沌不清的狀况,中國的狀况無疑清晰得多,而且在外交戰略上亦開始出現突破。相對於美國戰略與外交界這種混沌不清的狀况,中國的狀况無疑清晰得多正當人們慨嘆中國拋棄了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外交路線,完全淪為「戰狼外交」的時候,實質上以往韜光養晦式的和平崛起戰略正開始發揮作用。中國的國際關係新「國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長袁鵬,這樣引述美國著名時事評論家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的著作:
如果中國繼續執行現有的非對稱戰略,美國該怎麼辦?如果中國繼續慢慢地拓展對外經濟聯繫,恪守低調而溫和的行事風格,只尋求擴大在世界上的份量、增進友誼與影響力,美國該怎麼辦?如果中國一點點地消磨美國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亞洲使美國邊緣化,美國該怎麼辦?如果出現這樣一種情况,即爆發一場新冷戰,但對手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而且不實行僵化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也不將實力耗費在沒有意義的軍事干涉上,美國又該如何應對呢?
這一段很大程度呼應上文美國找不到現成工具對付中國一說,但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中國的韜光養晦外交哲學和思想精神,正在逐步發展,演化成「不爭之爭」——老子《道德經》全篇的最後一句話正是:「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中國採取不爭之爭、鬥而不破的辦法,使自己站於不敗之地,同時令美國無從入手入局,此正所謂「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第22章),亦與《孫子兵法》中「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孫子兵法.虛實》)暗合。
道家戰略之再生
這帶出了道家戰略中的另一重要概念——轉化。上述的「不爭之爭」已展示出中國如何透過非軍事和地緣經濟的手段,逐步將局勢引導和轉化成對自己有利的戰略機遇。而轉化的另一個意義,在於在轉化對手的同時,避免自己被轉化。君不見特朗普不斷對中國出手,非但未能得逞,反而令自己和美國每况愈下,中國卻能保持戰略定力,沒有被分化,這就是轉化之功,也是中國戰略的特色和獨到之處。
近年來,不少人提出中美之間應該是一種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關係,當中最重要的倡議者是基辛格,而中美之間實際上正屬於這種相反相成的關係:以前中國從美國和西方習得資本主義,現在美國反過來需向中國學習提高執政能力(state capacity);美國是對內行民主、對外行專制,中國則是對內行專制、對外行民主;最後在拜登上台後,美國提出「戰略忍耐」,而中國亦堅持「戰略定力」——一切顯示雙方正在尋求一個合乎相反相成的平衡點。
事實上,拜登也強調,美國必須先處理好國內問題,處理中美關係雖重要,但不在「急辦」事項裏;另一邊廂,中國的主要任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令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兩國未來10年將主要解決國內問題,彼此都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和中美關係,實在看不出為何要鬥個你死我活。更何况,假如國際環境保持穩定,憑着以智能製造、大數據、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足以大幅改善人類福祉,讓人類文明邁向新紀元。故此,中美合作和有效管控分歧,善莫大焉,而兩國關係現正處於一個重要關頭,往後走向將對人類未來帶來重大影響。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