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文稿，末尾刪去了一小段，就是預告會談論「成文的」行為準則；不意今日的政府公告，就涉及教師的「專業操守」。筆者當年主持擬寫《香港教育專業守則》，這裏把擬寫過程凝聚出來的知識、原理和觀念，與讀者分享。也讓教育界以外的讀者，以及新晉的教育工作者，知道一下其中的來龍去脈。
談到《守則》，馬上有朋友說，《守則》這個概念，太不合時宜了。「守」，含着「被要求」、「你應該」的隱義，與前文說的「我應該」的文化中的「行為準則」相悖。說得對，幾乎所有專業，都有《專業守則》，英文是Code──Code of Practice，Code of Conduct，Code of Ethics，或者乾脆就叫Professional Code。本來沒有「守」的意味，應該可以稱為「公約」，因為它是專業內部大家公認的行為底線，也只限於專業內部的行為準則。
1981年，應政府委託，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派來一個四人「國際顧問團」，做教育的全面檢討。雖然香港不是OECD成員，顧問團按照當年對各個成員國「外來評估」的模式，在香港訪問了兩周，遍訪有關部門與社會組織，收到了56份建議書。擬出草稿以後，1982年初做了四天的第二次訪問，徵求各界意見。筆者經歷中，最徹底的一次諮詢會，是在立法局會議廳，在場的還有來自六個國家（星、馬、日、加、英、丹麥）的教育負責人；全港稍有代表性的教育團體，包括當時被看作與政府作對的「壓力團體」，都出席了，而且台下發言踴躍而尖銳。這形式，是模仿OECD其他國家的「對質」（Confrontation）模式。1982年初，顧問團呈交了報告書：《香港教育透視：國際顧問團報告書》。
全面檢討 突破視野
這是非常全面而且是採取宏觀視野的一份報告書，對後來香港教育的發展影響重大。須知，當時公立學校為骨幹的教育體系才建成不久，剛剛普及初中，高中也漸趨普及，正是香港教育產生宏觀變化的時刻。外來的國際顧問團，跳出本地的視野，為香港教育把把脈。那四位，在當時都是在本國享盛譽的教育人員：John Llewellyn（英國）、Michael Kirst（美國）、Karl Leoroffs（德國）、Greg Hancock（澳洲）。筆者後來在做博士研究的時候，不止一次逐一對他們做了訪談，還訪問了OECD背後的負責人George Papadopoulos（是他主持那場大型諮詢會），都說香港的經驗令他們難忘，尤其是全社會普遍對教育的關注，以及民間組織的活躍。
現在回顧，那個報告書，可以說是香港教育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報告書從九個方面看香港教育：教學語言、考試與甄選、學校與教學、幼兒教育、高等教育、持續教育、特殊教育、教師組織、教育與勞力市場。其中「教師組織」（Hong Kong Teaching Service）這個提法，是香港從來沒有過的。裏面有一段說：「我們所關注的，是教師之間缺乏聯繫，而教師本身又沒有意識到，香港實在有教師這個專業體系存在，……」後來，在筆者的訪談中，顧問團的成員說：香港的教師，只知道自己屬於哪一所學校，或者是哪一個科目的教師，而沒有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專業體系的成員。
那時候，世界上還有不少關於「教師是否專業」的議論。顧問團的觀點，奠定了「教師行業是一個專業」的基本觀點。也是以後香港教育發展的一個基點。
宏觀變革 猶豫卻步
顧問團報告書的實施，卻遇到了政府的阻力。1983年7月13日，當時的立法局出現了絕無僅有的官民對抗。以孟家華神父（Fr Partick McGovern）為首的非官守議員（即非政府成員），全體動議，要以顧問團報告書「作為香港教育繼續發展實施的基礎（basis）」。官方由教育司陶建帶頭動議修訂，認為報告書只能夠「作為對香港教育未來發展政策有用的貢獻（valuable contribution）」。眼看官方將以23對24票敗下陣來，而且非官守一方要挾會後要招待記者，這在當時是從未發生過的。終於，官方提出休會，之後撤回修訂動議。
以後發生的，很多關鍵的變化都是來自顧問團報告書。最顯着的，是設立教育統籌委員會，對原來各自獨立運作的三個諮詢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基礎教育，現已不存在）、職業訓練局（職業教育）、教育資助委員會（高等教育）──「統籌而不統屬」（coordinate but not direct）。
教師層面，由於「專業」的定位，而出現了「教師中心」，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樞紐。但是報告書中最核心的「教師組織」，政府卻猶豫不決，提出擬寫「沒有教師組織的專業守則」。筆者被選為專業守則籌備委員會的主席。這才開始真正認識有關「專業」的種種概念。
當時我們請來了英國的Eric Hoyle教授。他曾經為文闡釋專業的內涵，有十條：
- 專業必定是發揮社會必需的功能。
- 要發揮這種功能，必須具備一定的技能。
- 專業人員會不斷遇到新的問題與情況，不能純粹依靠常規（routine）辦事。
- 純粹的技能不足夠，還必須有充實的系統性的知識。
- 因此需要有較長期的高等教育。
- 這個教育過程，也必須包括接受專業價值觀。
- 這種價值觀，是以服務對象的福祉為核心，並且明確地以專業守則表達。
- 由於通常在非常規的情況下操作，專業人員必須給予專業判斷的自由。
- 由於其專門化的程度，必須有專業組織，以表達意見，影響有關政策，界定專業責任，提高專業自主。
- 由於長時間的培訓、責任的重要性、服務對象至上，應該獲得崇高的聲譽與客觀的報酬（註1）。
專業自主 繫於良心
那時候，才開始知道如何去認識教師這個專業。以上十條，除了「專業組織」，其他都與香港教師的狀況非常脗合。簡約一點，用通俗的語言：教師處處以學生為重，這就是我們說的，教師的專業良心；教師的工作，必須因應情況，因材施教、隨機應變，也就是說需要有專業自主。
專業自主與專業良心，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專業自主，不等於教師就可以天馬行空，為所欲為；必須根據專業知識、專業經驗、專業判斷，種種考慮，就靠專業良心的驅動。這不是教師日常工作的現實嗎？
但是這些專業知識、專業經驗、專業判斷，非專業的外人不懂。如何才能讓全社會放心，讓人們放心他們的子女在教師的指引下生活？這就需要專業給社會定心丸，也就是公開申明的、專業內部的操守共識，也就是《專業守則》。這是積極的一面。
消極的一面，是向全社會宣告，本專業有「清理門戶」的能力。也就是可以處理不當行為，懲處專業失德，甚至可以取消專業資格。因此，作為整個專業，可以向全社會表白，我們是嚴格的，是乾淨的，你們可以放心。
當年Hoyle到香港，首先讓我們有點沮喪的是：「沒有一個專業組織，你們如何實施《守則》？」理由很簡單，專業操守，是專業內部的事，所有的裁判、懲處、除牌，都應該是專業內部的事；沒有一個組織，難道由外人來執行？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在沒有專業組織的前提下，努力完成了《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用了三年的時間，終於在1990年面世。
之後，成立了「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接受來自教師或者社會的投訴，按照類似法律的程序，處理個案。直到今天。
下周繼續探討《守則》的內涵。沒有上面的緣起，也許不容易把「專業操守」的基本概念說清楚。沒有教師組織，如何處理？且聽下回分解。
註1：Eirc Hoyle（1980）Professionalization and Deprofessionalization, Education Yearbook 1980. Pergamon.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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