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蟻惹一身蟻 民企九個不得

螞蟻集團350億美元上市的安排，惹來一身「蟻」。官方的暫停令和首次約談（2020年11月2日），引起媒體和股市的轟動效應。

密集式約談 強監管民企

北京官網稱：「首次約談，……消息一出，可謂石破天驚，一時間也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12月24日，螞蟻高層接受官方第二次約談，後發出「整改」訊息，突顯顯官方強勢、密集式的調查和「指導」。

官方稱，螞蟻集團母公司阿里巴巴的「二選一」（在阿里巴巴旗下電商天貓與對手京東之間選一），涉嫌壟斷，牴觸反壟斷法和價格法，故立案調查。

在約談和立案調查的同時，黨媒也有密集的宣傳攻勢，其「聲亮」遠超過近期「農民企業家孫大午事件」。

螞蟻事件關乎錯綜複雜的經濟、政治因素。本文的解讀，一方面，涉及網絡平台經濟、數字（數碼）經濟的風險監管；另一方面，牽涉到政治特別是民企（私企）的地位、話語權；在理論層面，則可聯想馬克思（1818—1883）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論述。

頒38號文件 限社區團購

新型平台經濟，以科技創新帶動銀行借貸和電商融合發展，衍生的風險也大。據官方的文獻，螞蟻上市的槓桿率高達100倍，30億的資本獲3000億（人民幣）的信貸，而螞蟻的大股東又「急於變（兌）現」。這是引起官方收緊監管的一個原因。

四大監管機構（人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和國務院，一直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2018年，電子商務法出台。

2019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出38號文件，題為〈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平台經濟規範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稱互聯網平台經濟，可「促進跨界融通發展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將「實行包容審慎監管」；規範市場行為，查處「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限制交易」，打擊網絡欺詐和敲詐勒索行為。

2019年12月，出台〈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俗稱民企28條。重申民企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聲稱保護民企和企業家，甄別糾正侵犯人身財產權的冤錯案。這是面對近幾年除黑和沒收民企財產、企業界對「民企退場」的憂慮。

有9項禁令 涉雲端殺熟

到今年秋冬，官方政策又轉緊。對大型平台經濟老闆有「行政指導會」，召集阿里巴巴、騰訊、美團、京東的代表訓話，宣布社區團購的「九不得」：一不得「濫用自主定價權」（包含價格欺詐），二不得「任何形式的壟斷協議」……六不得利用數據即雲端大數據「殺熟」。

這場「指導會」，是根據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劉鶴主持）提出的風險警告而舉行的。據銀保監會的消息，金融科技公司兼具銀行信貸功能，而螞蟻的手續費偏高，令借貸人承擔的風險過大。

民企或國企的網絡平台，都有過「價格欺詐」或壓迫性的霸王條款。官方如能在建立良法的基礎上，切實保障消費者權益，又規範和監管經營者守規矩，有利於業界的正當發展、消費者的維權。

老闆未慎言 涉集中統一

螞蟻事件前，2018年有過P2P（平台對平台信貸）引爆事件，四大監管機構因此對金融風險有戒心，現在對螞蟻的約談、調查，是對風險的嚴控。

不過，其行動的急促，相關宣傳的強硬，與38號文件的「實行包容審慎監管」有距離。

這種差異或關連政治因素，螞蟻大老闆的「10月談話」（上海外灘金融高峰會）惹禍。他說，銀行對企業貸款要抵押是「當舖思維」，又稱「沒有系統性風險」。更重的「禍源」，是大老闆收購香港一英文報，曾於2017年刊出關於七常委之一的大人物親屬財產「內幕報道」，引起關注和爭議。

民企老闆未能「慎言」，沒有緊跟「黨領導一切」、「聽黨的話，跟黨走」的主旋律，或引起誤會。12月中旬的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21年的「重點任務」，第6項是「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第一黨報為會議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強調經濟發展有賴「領導核心作用」的發揮，必須「切實貫徹兩個維護」，即維護核心人物在黨中央、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權威和集中統一（指權力的集中、政治意志的統一）。

民企不可能置身於黨的「政治需要」和監管之外，這是繞不開的現實。

民企保障弱 爭取話語權

19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從個體戶、私營商店到僱工企業發展起來的民營經濟，對經濟發展頗有貢獻。民企的定位，也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上升為「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多種經濟重要部分」。

據官方數據，總數超過2500萬戶的民企貢獻率如下：稅收50%，GDP、對外直接投資均60%，高科技產業70%，城鎮就業80%，新增就業90%。

民企在經濟領域舉足輕重，執政黨相應的政策與1950年代相似：利用、限制、改造。就GDP和財稅增加、解決就業而言，民企的利用價值大，官方實施適度的「保護政策」（利用），但偏重限制和改造，民企必須有「鮮明」的「政治站隊」，服從黨對經濟的領導。

民企雖無意對抗，但多半期待放寬經營的限制，依法保護權益包括財產。近期的孫大午被指「尋釁滋事」而逮捕、各地的除黑沒收財產事件，令民企焦慮，盼官方遵守物權法等法律，不要隨意沒收私人財產。

引馬克思語 議民企參政

有商人和文人要求官方，給予民企一些話語權。有的更提到，民企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小，讓他們有限度分享參政權，參與實際的社會管理。倡議者未提其「理論根據」。本欄的解讀，是關乎馬克思（1818—1883）《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1859）：

「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民企的興起，改變了經濟基礎，民企佔GDP的60%、就業的80%，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行政管理體制，也得有合理的一些調整。但是，官方強調「黨領導一切」，不能讓民企精英參政分享行政管理權；如同列寧說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不與其他階級分享權力。

不只不能分享，還增強監管財大氣粗的民企，防其興風作浪，他們只能是「聽黨話、跟黨走、感黨恩」的「馴服工具」。

本文原題〈螞蟻惹一身蟻  民企有九不得〉，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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