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列強侵略中國,中國處於長期屈辱和挨打局面,是一段漫長的慘痛歷史,影響深遠。但處於南隅邊角的本地中學歷史教科書對於這段歷史,竟有以下提問,「如果中國當初採取較開放貿易政策,能否就避免鴉片戰爭的屈辱?」,「林則徐的禁煙手法是否明智?」而本地某小學教師在講授鴉片戰爭歷史時,宣稱英國是「為了消滅中國的鴉片而發動鴉片戰爭」。
這是中小學層次。大學層次更不遑多讓,例如通識教育變成了時髦社科理論下的演示基地,導致莘莘學子未曾「理解」已「解構」,未經「思考」已「反思」,而且矛頭一致,指向自己的國家;某教育學者更孜孜不倦,下筆萬言,論證國民教育將鼓吹「激情」、「情緒」和「國仇家恨」,將會激起激進的民族主義,繼而將之與宗教原教旨主義、族裔民族主義及政治分離主義相類比。
該研究到底是來自意識形態下的空想憶測,還是基於客觀切實的實證研究,值得思考。而最簡單的反證就是,既然中國的國民教育如此劣質,鼓吹仇恨,怎麼我每年往英國旅遊,看到大英博物館裏川流不息的中國遊客,沒見過哪位國人咬牙切齒,怒斥英國人的侵略行為。
雖然,這裏的無數藏品,都是大英帝國在數百年的殖民侵略戰爭中,透過軍事武力,透過巧取豪奪,從世界各地搜刮回來的,這裏也包括無數來自中國的藝術品。
扣帽子式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個大題目,與我們的身份認同密切相關,很值得每一位中國人深入思考。因為如果弄不清楚,後果嚴重,或者成為不由自主的無根浮萍,隨波飄蕩,或者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漩渦,失去了自我,捨本而逐末,卻毫不自知,傲睨萬物,還自鳴得意。
有關民族主義論述的亂象,北大教授李零認為,「民族主義從一個現代國家的概念變成了一個罵人話語」,成了一個「扣帽子的戲法」,「已經成為西方專門用來教訓尚未規化或不聽話的國家的話語。」本來内容豐富,性質不一的民族主義/感情在霸權政治和解構學術的論述下,被扭曲得如此負面,淪爲政治粗話,予以攻擊非我族類的其他國家。
目前更為時髦的解構論述,是將民族主義視為憑空想象,空中樓閣,繼而將之全然否定。學術界也好,本地偽文青也好,就忙不迭的將之套用在中國歷史頭上,不假思索地扣上「想像的共同體」這頂大帽子,用以「解構永恆中國」,否定中國根基性之認同。
面對如此亂象,李零作出如斯回應:
「從秦代起,中國一直是『大一統』的帝國,『大』是國土大,疆域大,『一統』是制度統一、政令統一、文化統一」;
「中國是個歷史過程,中國是個文明漩渦。它的前與後,既有連續,也有斷裂,幾千年的歷史,不是一成不變;他的內與外,既有輻輳,也有輻射,中心四裔,互為主客,也不是鐵板一塊。研究細化,可以,但不能鬧到『白馬非馬』。中國是個實實在在的歷史過程和地理概念,並非什麼人所能虛構」;
「我們是聚多散少,而西方是聚少散多,他們的傳統是分,從中世紀到現在,歐洲一直是小國林立,書不同文,車不同軌,即使合起來,也是合中有分,這個文化基因一直影響着他們的頭腦。」
李零是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他是1949年以後,來自於中國大陸文科領域的首位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史華慈的良性文化民族主義
有關民族主義,我們不妨參考美國當代中國研究泰斗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看法。在他眼中,民族主義之生命力如此旺盛,持久不衰,主要是因爲人類有一種「和更加終極事物相連接」(即歸屬感)的追求,是民族主義的重要燃料。在他的著作中,是如此形容民族主義,
「我們之所以認爲它們(民族主義/情感)符合真理,是因為它們是祖傳的遺產,它們是我們的(ours)。如果沒有這種來自於大於自己卻又親密地屬於我們的遺產感(sense of heritage),我們就會在精神上感到一片空白,喪盡自身的價值。」
根據林同奇的解釋,即「如果抽去了這些構成我們自身的價值和信念,只會剩下一個空殼子,一個臭皮囊,和一具行屍走肉」。
史華慈在認同了民族主義對個人和群體的必要性後,也提出了值得留意之處。那就是有了民族認同後,需要避免陷入其中,發生「我們的」(ours)和「真理」(truth)之間的衝突。解決方案就是需要積累經驗,反思己身,如此就能不斷擴大視野,減少狹隘的認同所導致的盲目和排外,此即良性的文化民族主義(benign cultural nationalism)。
如此來説,我們中國的民族主義可就相當具有優勢,甚至是良性文化民族主義的典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文化的遺產豐富無比;二是中國並沒有宗教(尤其是一神教)的先天桎梏,本質上缺乏盲目及排外的燃料,而且從整個歷史來看,中國文化最是兼收並蓄,海納百川,沒有絕對的你我之分。
可以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從本質上相當接近史華慈所說的良性文化民族主義。相對來說,西方的民族主義離這個良性標準似乎更為遙遠,值得小心留意。
既乏繼承,也不學習的本地思潮
但在現實中,我們這種良性文化民族主義依然面對某種限制,這個限制來自兩個字──「繼承」。物質遺產需要繼承,最基本的就是繼承者最起碼要花點時間,去律師樓簽名和辦理相關手續;文化遺產需要繼承,這就需要不斷的學習和了解。
這本是天經地義的規律和歷程,但因為種種原因,在本地卻先天不良,後天乏力,造成中國文化之嚴重斷層。無論在中文讀寫、文言閲讀、文化基礎及底蘊,以及對歷史的了解,雖不致真空,但也極不理想。而在文化斷層下,衍生出諸多「繼承不足,創意有餘」的新奇氣象,五花八門的文化名詞和理論成為顯學,遍地開花。
3年前的社會運動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那些層出不窮的時髦論述,隨着歷史虛無主義的旗幟,飄蕩在南隅特區的天空之上。與此同時,各種想像憑空而起,肆意發揮,甚至化生成政治論述和口號,看法變成了真理,補充變成了主流,影響着多少人的思維和行動。
當時的社會氣氛相當特別,驟然之間,社會上出現了無數民間中國問題專家、歷史專家和政治經濟學專家,黃毛小子也能夠洞徹世界大勢、國家歷史和政局變遷,如此振振有詞,但也如此千篇一律,外厲内荏,讓那些被標簽為「沒有良心」的旁觀者(包括區區)見識到一個截然不同的新香港。
還是英國大政治家Edmund Burke說得沉痛,人的理性真是相當有限,接近可憐,尤其在革命熱潮和社會動蕩之際,在政治現實面前,人的能力,是如此卑微和乏力,卻又被時代的風潮指引着,還毫不自知。他的建議是,我們需要多參考自身傳統的資源和智慧,作為思考和行動的指引。
想起本地歷史教學獨特現象,加上教育學者之獨特高見,我們也不妨參考幾位來自中國,蜚聲國際的大學者對晚清這段百年歷史的真實感受和肺腑之言。這幾位學者的國際地位和學術成就,應比出自本地的教育學者高上一些,而且他們都是歷史學家,專業對口,其言論應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民族主義 3-2
延伸閱讀:〈歷史學者的心聲和中國外交部之回應〉(6月19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