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歷史典籍《孟子.離婁》謂:「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大觀園抄家 衰敗中自毀
清代的曹雪芹寫《紅樓夢》,不知是否從上述的話獲啟發?他在第74回寫鳳姐,在大觀園查抄小姐、丫環私物。有憂患意識的賈探春光火:「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
上引的話和故事,給後人的提示是:一個朝代一個社會的興衰,有內在和外在相互關連的因素,真正的「以史為鑑」,不應迴避自身的弊端。
解體兩主因 家長一言堂
12月26日蘇聯解體30周年前,各地有相關文章發表;也議論蘇東波(蘇聯東歐民主改革波潮)的前因後果。
北上廣知識界藉「第三決議」話題,熱議「以史為鑑」,涉及蘇聯解體的原因,主調是西方的滲透、顛覆,導致蘇共失去執政地位,蘇聯淪亡。
有思考型學者不贊同此「單一原因」之說(註1),認為不正視體制弊端、特權階層腐朽,把社會衰敗和「變天」的責任全推到敵對勢力,是違背事實。他們提到戈爾巴喬夫(1985—1991掌控蘇共)的「國家罪責」說(註2)。
蘇聯的解體,蘇東波的興起,有錯綜複雜的因素,因篇幅所限無法詳析,本文擇兩個主因來述評:一,在政治領域,斯大林模式的極權主義(註3),形成家長制一言堂;二,在經濟領域,僵化的計劃經濟體系,導致短缺現象、民生艱困(註4)。
從列寧當政(1917—1924)到斯大林掌權(1924—1953),蘇聯的社會主義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標誌,其實質是極權主義政體。
蘇聯極權制 有四大特徵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哈耶克(F.A. Hayek, 1899—1992)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比較希特勒的納粹主義與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分析斯大林模式的奴役性,但對蘇聯極權主義的定義或特徵,缺乏輪廓性的歸納。
本欄解讀極權主義政體特徵,歸納為四點。
一,一黨極度集權,實是領袖人物的極度集權;宣揚無產階級專政論,形成家長制一言堂。
二,不開放權力和選舉,沒有反對黨,沒有真正表達投票人意志的自由選舉,沒有議會的監察,沒有民間社會。
三,社會沒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法治,民眾缺「個體」的自主權,只是執政黨「引導」下的工具、大機器的螺絲釘。
四,沒有市場主導的自由經濟體系。
斯大林清黨 政治冤案多
極權主義政體的形成,與無產階級專政論息息相關,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都聲稱「無產階級政黨」對權力的獨佔,以專政手段鞏固執政地位。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闡述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之後,必須「鎮壓敵人」,它引恩格斯的話:「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稱國家是「特別的鎮壓機器」。此論排除了「全民國家」之說。
在宣揚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列寧、斯大林等鼓吹建立領袖的絕對權威地位;聲稱沒有這種權威性,就無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領袖的權威地位,有利於執政黨的政治動員,凝聚推行政策或政治運動的力量。但是,極度集權和個人崇拜的權力體制,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規範,造成各級領導人的特權、濫權、任期過長,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超越法律、制度,不受社會監察。
斯大林掌權29年,形成家長制的專橫格局。一方面,編造叛徒、帝國主義內奸、反革命,透過肅反、清黨一類的黨內鬥爭,建立黨內威懾力。從1920年代的布哈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蘇共高層幹部被誣為西方間諜、黨內叛徒,到1940年代的許多政治冤案,使數百萬人坐牢或失去生命。
恐懼中順從 被奴役之路
另方面,在社會上不斷展開政治運動,恫嚇民眾,形成社會恐怖氣氛,使民眾在恐懼中「順從」。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引述的方式指出:「社會主義(指蘇聯)……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毛文革時(1966—1976),北京流行的口號是:「聽黨的話、跟黨走,做黨的馴服工具」。
赫魯曉夫當權時(1953—1964),有所謂解凍政策,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專斷、個人崇拜,平反一批政治冤案。但是,接著的勃列日涅夫時代(1964—1982),又回到類似斯大林之路。
計劃經濟體 短缺與貧困
在經濟領域,斯大林實行集權型的計劃經濟體系,以指令控制(下達必須完成的指標)、指導控制的手段,全面管控經濟運行。
「指導」者的外行或官僚主義,往往導致脫離實際的瞎指揮,企業或其他生產單位的生產、經營效益差,商品的短缺現象令民眾生活艱難,而特權階級卻在短缺現象中謀取私利。
「兄弟國家」向蘇聯一邊倒,照搬其計劃經濟模式,造成經濟落後、民眾貧困。12月8日,北京體制內的愛思想網轉刊一位教授文章,提到對「蘇聯經驗」有「盲目照搬的教條主義傾向」,他引述小平的話(1978):
「為什麼要裝美人呢?蘇聯就吃這樣的虧,自以為什麼都是自己的好,其實農業、技術都很落後,結果是自己騙自己。」
小平又說:「我們的大,只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方大,一是人口多。按生產和科學水準來說,……只能算是一個小國。」
他還說:「幾億人口搞飯吃,糧食問題還沒有真正過關。」
蘇聯極權主義下的政治風浪,計劃經濟體系下的經濟落後和民生艱困,幹部的貪污腐敗,積下民怨、失去民心。這種自身的弊端,才是蘇聯解體的主因。
註:
本文原題〈蘇東波30周年 勿避兩個主因〉,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