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30年 主因特權腐敗

儒家歷史典籍《孟子．離婁》謂：「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大觀園抄家衰敗中自毀

清代的曹雪芹寫《紅樓夢》，不知是否從上述的話獲啟發？他在第74回寫鳳姐，在大觀園查抄小姐、丫環私物。有憂患意識的賈探春光火：「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

上引的話和故事，給後人的提示是：一個朝代一個社會的興衰，有內在和外在相互關連的因素，真正的「以史為鑑」，不應迴避自身的弊端。

解體兩主因家長一言堂

12月26日蘇聯解體30周年前，各地有相關文章發表；也議論蘇東波（蘇聯東歐民主改革波潮）的前因後果。

北上廣知識界藉「第三決議」話題，熱議「以史為鑑」，涉及蘇聯解體的原因，主調是西方的滲透、顛覆，導致蘇共失去執政地位，蘇聯淪亡。

有思考型學者不贊同此「單一原因」之說^（註1），認為不正視體制弊端、特權階層腐朽，把社會衰敗和「變天」的責任全推到敵對勢力，是違背事實。他們提到戈爾巴喬夫（1985—1991掌控蘇共）的「國家罪責」說^（註2）。

蘇聯的解體，蘇東波的興起，有錯綜複雜的因素，因篇幅所限無法詳析，本文擇兩個主因來述評：一，在政治領域，斯大林模式的極權主義^（註3），形成家長制一言堂；二，在經濟領域，僵化的計劃經濟體系，導致短缺現象、民生艱困^（註4）。

從列寧當政（1917—1924）到斯大林掌權（1924—1953），蘇聯的社會主義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標誌，其實質是極權主義政體。

蘇聯極權制有四大特徵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哈耶克（F.A. Hayek, 1899—1992）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比較希特勒的納粹主義與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分析斯大林模式的奴役性，但對蘇聯極權主義的定義或特徵，缺乏輪廓性的歸納。

本欄解讀極權主義政體特徵，歸納為四點。

一，一黨極度集權，實是領袖人物的極度集權；宣揚無產階級專政論，形成家長制一言堂。

二，不開放權力和選舉，沒有反對黨，沒有真正表達投票人意志的自由選舉，沒有議會的監察，沒有民間社會。

三，社會沒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法治，民眾缺「個體」的自主權，只是執政黨「引導」下的工具、大機器的螺絲釘。

四，沒有市場主導的自由經濟體系。

斯大林清黨政治冤案多

極權主義政體的形成，與無產階級專政論息息相關，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都聲稱「無產階級政黨」對權力的獨佔，以專政手段鞏固執政地位。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闡述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之後，必須「鎮壓敵人」，它引恩格斯的話：「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稱國家是「特別的鎮壓機器」。此論排除了「全民國家」之說。

在宣揚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列寧、斯大林等鼓吹建立領袖的絕對權威地位；聲稱沒有這種權威性，就無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領袖的權威地位，有利於執政黨的政治動員，凝聚推行政策或政治運動的力量。但是，極度集權和個人崇拜的權力體制，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規範，造成各級領導人的特權、濫權、任期過長，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超越法律、制度，不受社會監察。

斯大林掌權29年，形成家長制的專橫格局。一方面，編造叛徒、帝國主義內奸、反革命，透過肅反、清黨一類的黨內鬥爭，建立黨內威懾力。從1920年代的布哈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蘇共高層幹部被誣為西方間諜、黨內叛徒，到1940年代的許多政治冤案，使數百萬人坐牢或失去生命。

恐懼中順從被奴役之路

另方面，在社會上不斷展開政治運動，恫嚇民眾，形成社會恐怖氣氛，使民眾在恐懼中「順從」。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引述的方式指出：「社會主義（指蘇聯）……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毛文革時（1966—1976），北京流行的口號是：「聽黨的話、跟黨走，做黨的馴服工具」。

赫魯曉夫當權時（1953—1964），有所謂解凍政策，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專斷、個人崇拜，平反一批政治冤案。但是，接著的勃列日涅夫時代（1964—1982），又回到類似斯大林之路。

計劃經濟體短缺與貧困

在經濟領域，斯大林實行集權型的計劃經濟體系，以指令控制（下達必須完成的指標）、指導控制的手段，全面管控經濟運行。

「指導」者的外行或官僚主義，往往導致脫離實際的瞎指揮，企業或其他生產單位的生產、經營效益差，商品的短缺現象令民眾生活艱難，而特權階級卻在短缺現象中謀取私利。

「兄弟國家」向蘇聯一邊倒，照搬其計劃經濟模式，造成經濟落後、民眾貧困。12月8日，北京體制內的愛思想網轉刊一位教授文章，提到對「蘇聯經驗」有「盲目照搬的教條主義傾向」，他引述小平的話（1978）：

「為什麼要裝美人呢？蘇聯就吃這樣的虧，自以為什麼都是自己的好，其實農業、技術都很落後，結果是自己騙自己。」

小平又說：「我們的大，只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方大，一是人口多。按生產和科學水準來說，……只能算是一個小國。」

他還說：「幾億人口搞飯吃，糧食問題還沒有真正過關。」

蘇聯極權主義下的政治風浪，計劃經濟體系下的經濟落後和民生艱困，幹部的貪污腐敗，積下民怨、失去民心。這種自身的弊端，才是蘇聯解體的主因。

註：

本文原題〈蘇東波30周年勿避兩個主因〉，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

標籤: 威權制政治清算斯大林無產階級專政肅反蘇聯解體計劃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