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前文:〈粵澤四海丹青意——晚清至民國廣東書畫選〉
從「國畫研究會」作品的展場往前走,「嶺南畫派」的始創者高劍父所書的《斑園藝藏》赫然入目。簡又文(1896-1978)的斑園舊藏構成了廣東書畫展的核心,這幅行書風格雄厚奇拙,展現了高、簡二人的交誼,亦呼應了是次展覽的內蘊。
演繹傳統:藝術革命
追源溯流,廣東畫家筆下的本土題材不絕於縷,至晚清,「居派」崛起,居巢(1811-1865)和居廉(1828-1904)進一步拓展廣東本土花鳥題材,在清初惲壽平(1633-1690)的沒骨基礎下,結合「撞水」、「撞粉」之法,形成賦色明豔,工筆中寓寫意的「居派花鳥」,成為「嶺南畫派」的先導。
「嶺南畫派」於民國初年在廣東崛起,「嶺南三傑」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開拓「新國畫」,時人稱之為「折衷派」,體現了近代中國「西學東漸」在繪畫領域上的實踐。
1892年,高劍父師從居廉,成為他畢生畫學的基礎。1899年開始,為了觀摩及臨摹古畫名蹟,他向同門伍德彜(1864-1928)拜師,《牡丹雞石》是他摹自徐渭舊本之作,以形寫神,筆力貫注,具節奏的筆墨與色彩,此後貫穿於其畫作,成為他倡議的新國畫之特色。
1903年起,他的目光逐漸由傳統國畫轉向世界,於澳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學習西方新學、英文。課餘隨法國老師學習碳筆素描,《並蒂蓮花》由形似轉向探索色彩與筆墨。傳統國畫多以淡墨烘染花冠外圍,以突出白色的花冠,此畫以淺花青渲染背景,這一年,山本梅崖到達廣州研究美術,通過與日本畫家接觸,高劍父之畫作,似受東洋畫風影響。
1906年春節後,高劍父至日本東京,並加入中國同盟會。這次經歷,確實為他帶來巨大的衝擊,而且改變其畫風。《蟹爪水仙寫生》作於兩次赴日之間,較諸1899年所繪的水仙,他已放下摹古畫的作風,改以自由的筆觸,表現自我,畫家將目光放眼至全世界的藝術,再化為己用。
1921年以後,他淡出政壇,於兩年後在廣州設「春睡畫院」授徒。當時他仍然揣摩日本畫,直至1930年,他並未停滯於模仿東洋畫風,而是遊走於中國繪畫與西方、東洋等繪畫之中,在古今之間,相互觀照,他大膽融合了中國傳統畫法與西洋畫的寫實技法,用水墨或色彩直接渲染,賦予山水、花鳥畫諸多生趣。
何碧琪特別指出,「不斷的比較與觀照,令高劍父更深刻地領悟到中國繪畫的要旨,正如趙孟頫感悟之言:『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書畫同源,結字仿如繪畫風格或派別因時相傳,筆墨則是中國書畫的精華所在。他漸漸把握了中國書畫的核心──筆墨與氣韻,既回應了南朝謝赫六法中的『氣韻生動』與『骨法用筆』,同時亦通過唐代張璪提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創作方式,把書畫家的心靈、天份、人格與學養,以筆墨與氣韻展現在書畫上。」這不但道出中國繪畫有異於他國藝術的獨特處,亦是中國繪畫得以在世界藝術中獨樹一幟的立足點。
《煙寺晚鐘》結合寫生與霧中古寺,營造詩意,亦是他保育肇慶慶雲寺的記念。《雪裏殘荷》繪於夏天,畫的是西湖荷花,似別具深意,大雪驟至,荷花瞬即凋零,畫面營造的寒意,襲人而來。《大鷹》畫筆墨蒼勁奔放、充滿激情,所繪之鷹,眼神凌厲,意態生動傳神。
《喜馬拉雅山》與《緬甸佛蹟》為1930年底,在南亞壯遊後回國所作,他以國畫的斧劈皴,日本繪畫渲染背景的畫法,用南亞景色為主題的寫生作品。以上的畫作,全是畫家探索氣韻與用筆,且引入新題材之作,兼具文人畫的抒情與富於意象的特色。
展覽亦展示了《火燒阿房宮》及《火燒阿房宮畫稿》,讓觀眾可以透過其創作的過程,了解其繪畫特色。是次展覽,展出高劍父的畫作,共有十多幅,大家可以一飽眼福。
「二高一陳」中的陳樹人(1884-1948),作品有《瀑布古松》。高劍父之弟高奇峯(1889-1933)的成就則十分突出。他擅畫花鳥、山水、走獸等。筆下的雄獅、猛虎、松鷹被孫中山認為是革命精神的代表。是次展出其《雙牛圖》、《鴞月圖》、《松鷹》、《孤猿啼雪》,畫風自然、生動。
《孤猿啼雪》是箇中矚目之作,描繪猿在樹枝上攀援跳躍。猿的畫法吸收了日本畫和水彩畫的技巧,重渲染,輔以的蒼勁優美線條。猿的身軀先以扁平筆尖層層勾畫皮毛,然後重重暈染,表現出猿毛茸茸的感覺,猿之足趾蘸濃墨勾勒,線條勁健有力。作品構圖簡潔,只畫一幹一枝一猿:背景簡淡,只畫一輪圓月,整幅畫敷色濕潤,用筆雄健,透露一種自然美。
「嶺南畫派」致力培植後學,高劍父春睡畫院,高奇峰的美學苑、天風樓培養學生眾多,師徒之間情誼深厚,天風弟子關係融洽,屢見合作。《十分春色圖》便是高奇峰及及門人合作的繪畫,其中周一峰畫芍藥,趙少昂畫茶花,葉少秉畫玫瑰、黃少強畫白梅……高奇峰則補蠟梅花,諸子各有分工,和諧配合,躍然紙上。此畫作於1933年,是年年底高奇峰舊疾復發,病逝於上海,時年45歲。翌年,於高奇峰生忌,美學苑舉行第二次繪畫展覽,由周一峰、葉少秉、何漆園、黃少強及趙少昂合繪《奇峰夫子遺像》,藉以紀念乃師,可見師生之間深厚的情誼。
高劍僧(1894-1916)為高劍父么弟,天資聰敏,得其兄親授畫藝,才藝出眾,可惜染病於日本,英年早逝,傳世之作甚少。其展品有《鷺》、《鷹松》、《松鶴》,可見他在運用「新國畫」技法上,已臻成熟。
高劍父的高足,以香山方人定、開平司徒奇、高要黎雄才、陽江關山月、台山楊善深等,皆廣為人知,且獨當一面。展品有黎雄才《松樹》、關山月《紅梅》。而高劍父之庶妻翁秀芝亦擅畫,《山水》一作,可管窺其作品風格。
粵港藝緣:廣東精英在香港
行行重行行,我們走進展館最高的一層,也是展覽的第四部分,展出的是香港本土的作品。
何碧琪強調,「辛亥革命後,前清士人流寓香港,這是香港史上,首次有大量全國知名的精英定居本地。」例如進士出身的賴際熙(1865-1937)在香港大學教授中文,其後成立學海書樓,展品有《行書八言聯》。
至1938年,日軍佔領廣州,葉恭綽、高劍父、簡又文來港,發起籌辦「廣東文物展覽會」。「嶺南畫派、國畫研究會與粵派印人及其門生,相繼來港,令中國及嶺南傳統文化植根於香港,並隨着香港人移居海外,而擴大其影響力,粵澤四海。」何碧琪道出展覽命名的由來。
今時今日,香港流行的一種剛猛有力的北魏體書法,源自清末李文田的提倡的書體,民國初年由區建公(約1886-約1972)繼承,並廣泛使用至今,區建公一生致力文教工作,精書法,兼善各體,是次展出其《行書八言聯》。
展品另有區大原《行書陸游詩》、朱汝珍《楷書節錄王勃〈滕王閣序〉》、溫肅《行書節臨米芾〈蜀素帖〉》等,後二者則由賴際熙的公子賴恬昌捐贈。
在國畫方面,高劍父的《山水臨本》手卷,比較少見,此畫作於1913年,反映他早年曾拜同門伍德彜為師,習傳統山水。
居巢(1811-1865)、居廉(1828-1904)的隔山派風格,影響了容祖椿、尹如天等。是次展出容祖椿《十分春色》,尹如天、周一峰及黃侃《丹青雜錦》。
高劍父、高奇峰的弟子,在1949年前後多移居香港,趙少昂、司徒奇、楊善深等的影響最大。趙少昂學生的今畫會、楊善深的春風畫會,司徒奇的蒼城畫會,均延續至今。嶺南派的作品,如趙少昂、黃侃、周一峰、司徒奇、楊善深及尹如天等合作《十分春色》,司徒奇、楊善深的《翠竹牽牛花》,亦於是次展出。
大約在1920年代,鄧爾雅、潘達微等「廣東國畫研究會」的成員來港定居,1925年成立了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其後鄧芬、黃般若等加入,這是最早期在香港成立具有影響力的國畫群體。1949年後移居香港的文人,包括李研山、李鳳公等。鄧爾雅在香港定居後,廣收多種字體入印,布局奇崛,在粵港中別開生面。他是黃士陵流派最重要的繼承者,總而言之,今日香港的書畫篆刻藝術,已經成為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廣東至嶺外:傳統書畫、收藏與雅集
步至展廳二,「粵澤四海」四字亦在躍現眼前。這部分的展品,當中最吸引的,當數居巢和居廉的畫作。
繼承傳統:變化院體
「宋光寶、孟覲乙的花卉畫,取法惲壽平,令花鳥畫從表現筆墨,轉為生意盎然的寫生與彩色世界。此種畫風,由居巢、居廉在廣州繼承及發揚光大,這與他們來自江蘇揚州寶應的背景有很大關係,寶應距常州約230公里,兩地文化接近。江蘇武進、寶應地區的惲壽平、宋光寶、孟覲乙,至居巢、居廉的繪畫,其實一脈相承。」何碧琪介紹二居的畫風,始於宋孟。
頓了一頓,她繼續說,「寄寓廣州的二居,作花鳥畫,除了應付生計之外,也可寄托思鄉情懷,是心繫江南的表現。不過,由於他們經常以廣東花果入畫,漸漸被認定為廣東繪畫的代表。」
二居是堂兄弟,他們與張敬脩(1824-1864)關係密切,曾多次應張敬脩及其侄張嘉謨(1830-1887)之邀,客居東莞可園等作畫。張敬脩擅寫墨梅,張嘉謨亦與二居交流繪事,並送贈居廉扇面。東莞可園與番禺餘蔭山房、佛山梁園、順德清暉園,為清代廣東四大名園。當時廣東的士商及望族的園林文化,正是孕育這種畫風的重要場境。
居巢作畫甚為講究,他的《蟲鳥》是送給張敬脩的作品,其繪畫用色清麗,構圖具巧思之外,筆下的鳥蟲兒,亦表現出生命氣息。居巢最晚年的作品之一《花朝寄興》充分展現他掌握牡丹、菊花的花冠,莖葉的造型、姿態及繪畫技巧,賦色清淡,也令人想起徐熙野逸的花卉畫傳統。
居廉繪畫,初學於居巢,賦色與筆法在「宋孟之間」,更見青出於藍。他有少量類似吳門畫派的水墨山水,而且注重鑽研各種繪畫技巧,並廣泛開拓題材,他以雅逸畫風及清麗色彩描繪物象,卻不失幽默,形成結合江南餘韻和廣東地道風情的畫風,令書畫變得平易近人,雅俗共賞。他晚年依然在技法上精益求精。他的《富貴白頭》,畫作中生氣勃勃的花鳥,正與北宋畫院「以造化為師」的精神契合。
猶如南宋時期宮廷畫家馬遠的繪畫世家,居氏一門三代均擅長繪事,第一代除二居之外,居巢三弟居仁,與居廉四弟車福均善畫,第二代之中,居巢子居燧工花卉,居仁之女居慶,則善仕女畫。
清末跟隨居廉習畫的,亦大不乏人,如伍德彜(1864-1928),他以寫生及沒骨法作畫外,亦取法元畫、明沈周、清王翬,又以詩詞入畫,令作品富文人氣息。陳鑑是居廉的得意門生,不時為其師代筆寫應酬作品。其《海棠繡球》清麗自然。且富生氣,可謂深得乃師之真傳。
延續經典:嶽雪樓、小畫舫齋的收藏
「清末鹽商孔氏嶽雪樓,至民初以南洋華僑實業為後盾的黃氏小畫舫齋,其興衰反映清廷制度逐漸崩潰,以及實業家的興起。」何碧琪繼而指出,嶽雪樓收藏的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及《懷仁集王聖教序》,已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而王鑑(1609-1677)的《縮本仿古山水》,亦堪細賞。
小畫舫齋收藏李流芳(1575-1629)《山水圖》,已成為廣東國畫研究會李研山習畫的範本,可見清末至民初廣州的繁華,反映粵人對傳統經典的認同。其他藏品,如王翬(1632-1717)、惲壽平(1633-1690)、姜實節(1647-1709)、金農(1687-1763)等的《清代名家集冊》、黎簡(1748-1799)《摹沈宗騫仿倪瓚山水》、蘇仁山(1814-約1849)《仿倪瓚山水》,可觀之作甚多。
京師風雅:清末民初北京的粵籍官員、文人與鑑藏家
接着,何碧琪說:「因洋務運動及捐輸額制度,清末廣東精英出仕者大增,他們在京師士人鑑藏圈嶄露頭角,如李文田收藏宋拓《西嶽華山廟碑》,而受到帝師翁同龢注意。民初粵人主導的交通部,因財力與人脈,能在政壇佔一席位。當中梁士詒、葉恭綽擅書法外,葉氏與顏世清富收藏,特別推許不受束縛、不厭甜熟習氣的畫風,反映出廣東文人異於江南及京師的鑒藏品味。」
展品中,有《盛宣懷檔案》中《張蔭桓(1837-1900)致盛宣懷函》,還有戴熙《松下鳴琴圖》、梁士詒《行書題秀山書室碑》,以及蘇仁山《人物四態圖》、鄧芬《羅漢》等,都是難得一見的佳作。
粵滬情長:甘翰臣、潘飛聲的兩地情
「甘翰臣(1859-1941)是上海怡和洋行總辦,他資助藝文教育及慈善事業,支持楊守敬、吳昌碩等書畫及篆刻創作。他的非園,在城市中享有山居幽林之趣。他曾宴請『北梅南雪』中的京劇、粵劇名伶梅蘭芳、李雪芳,與上海名人交流。」何碧琪指出,甘翰臣又搜求廣東文物,對粵人在上海的發展,以及保存鄉邦文物的貢獻甚大。
伍德彝(1864-1928)為潘飛聲(1858 -1934)而作的《荔灣送別圖》,其上有吳昌碩、黃賓虹與廣東文人黃景棠、盛景濬和黃節等題詩,可見證滬粵兩地文人的情誼。其他展品還有楊守敬(1839-1915)題陳獻章《行書白馬庵夜雨聯句》引首、梁啟超《行書游臺灣舟中詩》等,亦有可觀之處。
越秀雅聚:陳融與他的顒園
在展覽最後的環節,「回顧省會廣州,番禺陳融(1876-1956)肄業於菊坡精舍,後赴東京入讀法政大學速成科。官至廣州國民政府秘書長,除了政治才能,陳融能治印、工辭章。他曾連繫外省文士冒廣生等。其顒園座落在廣州越秀山麓,成為名士詩畫唱酬的雅集之所。」何碧琪如是說。
姚禮脩(1878-1939)《顒園論詩圖》,讓人體會越秀山的嶺南風雅。其他展品還有古應芬《草書王荊公明妃曲》、胡漢民的隸書節臨《曹全碑》、馮康侯節臨《石鼓文》等,均屬難得一見之作。
餘音裊裊、不絕如縷
是次「粵澤四海」展覽,可說是「廣納百川」的延續,策展人何碧琪博士說:「承接上一期展覽,這一次的展品,主要來自清末至民國時的一眾廣東精英,從他們的收藏、書法及繪畫中,讓觀眾了解他們在廣州、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相關活動與貢獻。展覽不僅展示作品本身,也想讓觀眾感受到歷史大事對於書畫藝術的影響。」她期望大家看完展覽後,更加了解廣東的文化、藝術的發展。
展覽原訂於年初舉行,然而疫症肆虐,文物館無奈閉館。展覽於4月22日重開後,至5月18日即告結束,展期不足一個月。不過,文物館另作安排,於6月3日起,在展廳二展出這個展覽的精品選,可謂「餘音裊裊、不絕如縷」,喜愛藝術的朋友,實在不容錯過。
「粵澤四海──晚清至民國廣東書畫選」展覽詳情
展期:2022年4月22日至2022年5月18日(展廳I及II);2022年6月3日至8月21日(展廳II)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I及II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5時(星期一至三、五、六);下午1時至5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免費對公眾開放,公眾假期設有特別開放安排,可按此進入展覽網站查閱。
晚清至民國廣東書畫選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