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劉淑儀：政府管治現缺失 宜改變運作模式　

上篇文章，葉劉淑儀講到香港當前困局的頭三個成因，在此部分，她繼續對數個更具體的問題發表評論。

 

（承上文）

 

另有一件事衝擊香港經濟，就是民主急劇發展。香港的民主，其實發展得很快。功能組別由港英政府發明，他們都認為推動民主，應該循序漸進，先要確保工商界、專業界別有代表，能夠貢獻香港經濟。選舉愈來愈多，影響政府效率，也嚴重衝擊政治文化。正如我進場前，有記者訪問我鉛水問題，很多議員都會問誰要問責、誰要人頭落地，問責風氣瀰漫社會。

 

 

就以鉛水來說，我認為首要保障巿民健康，找出問題源頭，完善驗水、驗血的方式，消除不必要恐慌，再去追究責任。追究責任可能很複雜，特首已委任法官領導的調查委任會，我們應讓他們負責。然而每次選舉，候選人都要尋找議題。尋找議題，當然是找政府的毛病，這就打擊政府與公務員的士氣。尤其近年政府推行問責制，這個政治任命制度能否與公務員磨合呢？許多無政府經驗、公營機構經驗的人獲得委任，但他們能否為政府提供專業知識或市場經驗呢？我們還未看見顯著成效。

 

當然，我們仍有一大問題，就是之前提及香港發展的兩大障礙：土地與人才短缺。除了住屋，各項發展都需要土地，例如貨櫃場、骨灰龕位、藝術中心、紅酒拍賣中心等。昨天就有藝術工作者說：「若要發展藝術中心，展品根本不知存放何處。一個儲存的地方都沒有。」物流業倉庫不足，貨櫃司機沒有拖頭擺放之處，各行各業都缺乏土地。

 

 

我們亦需要解決人才問題。高層次地看，我們要有全球性的跨國公司。按巿場經濟運作，公司生意足夠、業務廣泛，就付得起世界標準的薪金。比如全球性顧問公司與投資銀行，大學畢業生起薪點可達70,000元。本地律師行聘用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為20,000多，國際律師行則達40,000，通過試用期後可達80,000。在會計師行實習，收入約10,000多。過往調到內地工作，薪金很快升至幾萬。然而，現在內地需求減少，會計師也在煩惱薪金升幅放緩。公務員職位則十分搶手，不但起薪點高，還提供大機構獨有的晉升階梯，福利又好。

 

我1972年在新法書院教書，薪金為1,400元，現在相同職位，薪金約為13,000元。試想40年內升了10倍，但與房價比較，又如何呢？建築師跟我說，1967年美孚新邨初推出時，500呎的單位只售22,000元，1972年升至40,000元，今天更已升至600萬，40年內升了120倍——而工資只升了10倍。所以，去年佔領中環行動，年輕人抗議要求社會公義，並不是沒有道理。他們覺得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背後源於這個問題：工資趕不上房價，看不到前路、看不到何時能夠成家立室。所以，佔中之所以發生，是出於回歸十多年來管治有缺失，社會、經濟、民生發展都停滯不前，不是純粹因為普選。

 

 

以上點出不少問題，現在讓我提出對策。第一，我認為政府要解決土地短缺、缺乏熟地的問題。政府提出很多發展新市鎮的計劃，如新界東北、古洞北與粉嶺北，便是梁振英上台後提出，最近終於通過城規會。這次發展計劃，城規會收到了近50,000個反對意見，開了45天會議才悉數處理完畢。特首上任近三年，才就計劃刊憲收地。有官員告知，不論粉嶺北、洪水橋、東涌東，各類發展計劃可以提供土地，都要在十年後。此外，還有發展局提出的岩洞和填海計劃。其中一個較為人熟知的擬建人工島，位於港島與南丫島附近，但我認為這會引來更多爭議，例如環保人士反對，何況還要建橋鋪路，30年後才能完工。完工後如何訂定呎價呢？2012年，發展局長表示政府有150公頃熟地，傳媒指出有誇大成分。其實即使沒有跨大，一公頃也只等於一個標準足球場。現在熟地不多，且分散香港各地。土地缺乏，是香港一大管治困境。

 

 

第二，要解決勞工不足問題。很多基層行業都難以聘請，如的士司機、保姆車司機、校車、酒樓、建築，然而輸入外勞卻很困難，連港鐵公司都只能輸入50個。過往興建機場時，有個「補充勞工計劃」，輸入必需的建築工人。今時今日，畢業生尋找高薪職位，要面對全球競爭。他們的學歷、技術，能否勝過全球人才呢？

 

 

土地、人才以外，還有政府運作模式。最近世界經濟論壇，將香港評為全世界效率第四高的政府。這點可喜可賀，我亦相信政府名副其實；政府官僚架構的運作，維持一定效率、誠信、可靠程度。然而世界急劇轉變，我們的政府做事卻不擅前瞻、開創，做事缺乏時代感。政府雖然很努力，比如規劃啟德，比如希望成為智慧型城市，但外國對於智慧型城市的規劃，比我們先進，似乎我們政府有很多技術，仍未掌握到。再加上四年一次的選舉，政黨政治的誕生，各方面衝擊，難免損客政府運作。政府有時顯得因循，比如規劃太慢，居民遷出十多年的土地仍未能發展，也無法給巿民清晰願景，巿民自然對政府沒有信心。

 

所以我認為，政府要打破目前管治的困局，既要解決土地問題，培養更多尖端人才，也要改變運作模式——即掌握世界潮流，政策勇於開創、富時代感，措施能夠有突破。比如退休保障，張局長十多年來，一直只說「三大支柱」，即自身儲蓄、強積金和政府福利，沒有新思維。以舊思維、舊理論強撐十多年，趕不上時代發展。以上我分享數端，我認為目前問題之所在，及一些回應方法。

 

 

答：信任問題，如果你聽曾鈺成說，很多人說有普選有票有信任，可見民意授權是代表某程度的信任。但以官員來說，誠信廉潔是非常重要的。香港回歸將近20年，我覺得一國兩制大致上運作是好的，很多在內地沒可能發生的事都在香港發生了，例如法輪功在行政會議門口的抗議，中聯辦門口的抗議，不同政見的，甚至針對內地的團體的言論自由在香港完全沒有問題。

 

一國兩制大致上很成功，但我同意曾鈺成有一次在港大畢業同學會晚餐中所說的話，他覺得港人治港不盡人意，不太理想，包括我們公務員行業出身的人，例如有觀眾提到的湯顯明，其實我個人認為他沒有甚麼大罪，到目前我看不到他有甚麼大貪。但你提及的是文化，那種酬酢、貪小便宜的文化，當然較令人震驚的是我的舊同事許仕仁的案件，或者是立法會都查過的高官幫地產商工作，這些都影響了市民對管治班子的信心，所以我們需要強化廉政誠信。

 

其次，你問我對中港關係，中央政府和香港的關係的看法，這是香港管制上要處理的一個很大的問題的挑戰，很多人說中央政府干預香港，其實並不是，他們是要跟香港保持聯絡，比如跟議員聯絡是要幫特區政府，這是因為特區政府受到很多衝擊。老實說，特區政府是比較弱勢的，所以中央政府要間歇性地支持特區政府，職責上支持香港。

 

的確內地的制度跟我們的不一樣，我們受到一國兩制的保障，司法獨立，我們用普通法，他們用大陸法，兩者文化上有很大的分別，做事上也很不同。內地是一個很龐大的文化系統，它有自己幾千年做事方法，不是純粹泛民批評內地專制，獨裁那麼簡單，如果有看過Samuel Huntington的名著《文明的衝突》，書中明顯地指出世界七大文明之一中華，是一個很獨立，獨特的文化，有自己的思維和做事方法，有它自己多年思想的習慣文化，處理問題的方法跟別人不同。

 

但香港亦因為是百多年的殖民地，受到西方文化很深的影響，所以，在文化方面有很多東西跟內地格格不入。這個是兩地的不同之處，我覺得兩地是應該互相包容的，不應該指責對方是落後的文化，我們才是先進的文化。

 

我舉個例子，內地官場的文化是怎樣的呢？內地的官場文化是內地的人才要冒起，西方的政治人才要冒起是靠選舉，要宣傳自己、出位，要有鮮明的形象才能勝出。但內地的文化幾千年都是一樣的，沉潛隱隱，要很沉着和收藏自己，到真正的決定時刻才表露自己的真正想法，按部就班，根據自己在制度裏的地位做自己應該做的事，不像西方的政治領袖年年公開自己參選總統，參與節目。內地的人才的文化是不同的，中國培育人才上位的方法跟西方是很不同的。雖然有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但相方可以互相借鏡學習，或者我們民選政治人要學內地官員，適當時候要忍耐，內地也要學習西方的透明度，所以西方經常批評中國。

 

即使西方對中國有很多的批評，他們沒有對主席夫人做出任何負面評價，反而覺得中國很不一樣，因為中國有一個現代的領袖和亮麗的第一夫人，有個性。所以，西方要求的領袖就是需要有個性，但中國的領袖就是隱藏自己直到上位，這是中國文化累積幾千年而引致的不同，我們應該互相包容，互相學習，而不是像有些香港人覺得我們擁有的是先進文化，不應該被低等文化統治。不同的國家有其特徵，而這個正所謂 “mediat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的責任是特首的責任。

 

整理：朱淑滎

 

（註：部分問答內容參考新民黨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