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早前與新力量網絡聯合舉辦「香港回歸二十年研討會」，分兩部大主題研討，講者陣容鼎盛。第一部分題為「回歸二十年成與敗」，講者包括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陳麗君、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第二部分題為「中國的未來」，講者包括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徐斯勤、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就「回歸二十年成與敗」作出主題分享，以下是她當天的演講內容：
首先，剛才陳麗君教授提出了幾點的矛盾，我認為她說的只是表象，未能深入探究更深層次的原因。例如剛才她提及香港經濟增長率低於回歸前，但其實這與「一國兩制」成功與否無關，因為每個成熟經濟體都會出現增速降慢，反倒是因為香港未能成功經濟轉型以面對全球一體化及數碼革命的衝擊，且特區政府也缺乏有宏觀經濟策略和眼光的人才，導致創新科技落後才是一大弊端。
中西價值與文化的對壘
當我們更深層次探索香港過去20年的問題，我們可看出西方民主制度和文化與內地行的威權制度（authoritarianism）之間有極大矛盾，畢竟西方民主與法治自1215年大憲章（The Great Charter）發展至今，已有數百年歷史。西方的政治制度強調個人權利，並限制政府權力，以免政府濫權。我多年的海外留學經驗使我清晰理解西方的生活方式、價值與文化。我在1975年加入港英政府，回歸前亦曾擔任多項要職，我清楚知道香港上至官員、下至市民都深受西方價值影響，所以陳教授提及公務員對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的「忠誠」不足，我卻認為即便公務員忠於國家但亦同樣看重人權與自由。
此外，立法會是一種對政府的制衡，不能單純認為行政立法矛盾拖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落實。為什麽擁有大量資源的建制派始終不能在選舉中獲得比泛民主派多的選票？因為選民想以一票制衡政府，避免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太強大，亦因為選民（尤其是有思想的中產）都知道特區政府是中央委任。所以，這內部矛盾是極難解決。即使我們有了新的特首，而她的能力與個人魅力都較上屆特首好，但她的蜜月期也就只有短短兩星期。就因為昨日（7月14日）被DQ（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4位議員（梁國雄、羅冠聰、劉小麗及姚松炎），財委會再度陷於亂局，即使林太甫上台便頂着建制派的壓力撥款36億給教育界的泛民議員「攞彩」，但仍是無法讓這36億快速獲財委員通過，究竟能否於暑假前通過相關議案，仍是未知之數。由此可以看出，物質利益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這背後其實是西方與中國價值與文化的對壘。
中央政府近年對「一國兩制」的執行態度轉趨強硬，很多香港人都擔心高度自治的前景，其實歸根究柢，還是因為中央政府認為香港人觸碰了中央的「底線」。國家第一次在港受到挫敗，被觸碰到「底線」，便是2003年本人處理的「廿三條」無法落實，而導致50萬人上街遊行。當時中央與特區政府都選擇了容忍。值得一提的是，當年自由黨田北俊倒戈，特首董生仍委任周梁淑怡為行政會議成員，兼且委任田北俊弟弟田北辰為九鐵主席，壯大田家勢力，全因為當時自由黨於立法會手握８票。這就是立法機關制衡行政機關的體現。
讓我們仔細想想，當初英國政府為何要交一個「97年的香港」而非「84年的香港」？英國政府就是為了讓民主化程序已展開的香港去制衡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所以當《中英聯合聲明》剛簽訂，港英政府便立刻推出《代議政制綠皮書》，打正機旗號推議會制，但可惜時間不夠，結果到了97年時，香港出現了一個「半民主」制度，而97後中央政府也一直同意加大立法會的民主成分，在曾蔭權時代的政改增加了5個「超級議席」，當下的立法會是40位議員普選，只有30位議員由功能組別產生，民主成分相當高，區議會更是全部普選。建制派憑藉資源，在區議會獲得優勢，但在立法會選舉始終無法如泛民主派般獲得六成的選票，我認為這正正因為選民以手上一票制衡政府。所以剛才陳教授提及的行政立法矛盾，乃至公民社會下的媒體及種種聲音，都是出於制衡政府，這就是與內地價值與香港不同的地方。
月是故鄉明 分裂國家難接受
何明修教授剛才提及香港本應是台灣的「示範單位」，但為何中央卻不以懷柔手段治港？我想是因為香港內部矛盾未能解決，無法真正落實行政主導，特首無法駕御民主成分如此高的立法會。特首林太雖然為人和善，願意如民選議員般放下身段落區、派傳單、家訪、接觸市民，我相信她是在特首選舉中學習對手曾俊華，所以也開設Facebook與Instagram的帳戶，但始終她在立法會中「無票」，兼且面對很大的制衡力量，所以即使是昨日的DQ明明是上屆政府所遺留，但仍要遭到反對派斥責。
中央日益強硬正因為無法解決香港內部矛盾，所以2003年國安條例的挫折，2011年國民教育風波導至十萬人包圍政府總部，乃至任何與國家有關的議題如「普教中」，亦屢屢受挫。而影響最大的就是普選問題，中央政府認定這是一場「管治權爭奪戰」，於是在2014年發行《一國兩制白皮書》，表明中央有「全面管治權」，香港並無「剩餘權力」，中央的底線第一次表露無遺，近年更是不斷細化及具體化，習近平主席近日訪港的六次講話，無論是公開還是非公開的講話，習主席反覆強調中央的底線是「國家主權與安全」，港獨的思維是絕不能接受的，國家主權與統一是凌駕一切的。在近年本土思維冒起的香港，大大小小的團體打著港獨或接近港獨的旗號陰謀分裂國家，個人移民是個人的事，但要將任何一片國土帶走是絕不可接受的，即使是西方法律學者的書本，也鮮有支持分裂國家的理據，分裂國家在國際上也是極嚴重的行為。
去年5月，張德江委員長還提及「月是故鄉明」，表明有本土思維是可以接受，但現在因為擔心香港人的過份行為會被內地視為與台獨合流，也即剛才何教授所提及的事情例如使用台灣用語、對台灣好感增加、追求台灣化等，這些都促使中央政府更強硬地劃出它的底線。但是，即使在這環境下，我仍不會對「一國兩制」前路感到悲觀，因為中央早已明確劃出底線，能讓我們在底線以內盡力爭取高度自治，而最能體現高度自治的方法便是普選。正如前面講者提及，普選會引發施政效率降低，亦會撕裂社會，就如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都是民主的代價；但若香港能擁有民主，必會加強香港人的自豪感與信心，市民可自由表達他們的意願，以此緩解民怨，化解社會矛盾，其利必大於弊。
香港是西方世界與中國的緩衝區。中國大陸的人民幣、政治制度、社會管理均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國際化，香港永遠是中國與世界的橋樑，因為香港有大量像我這些既了解中國也了解西方的人才。我們在底線之下，在「一國兩制」的合法框架之下，我們將繼續爭取高度自治，所以我認為「一國兩制」的優勢將會保持，未來的30年是不用悲觀的。
